作品官司之争 摄影原作及其版本和价值争辩

 　 威廉·艾格斯顿制作不同尺寸不同工艺限量版作品引起藏家起诉

　　卖照片惹官司

　　最近，“彩色摄影之父”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作品的主要收藏家乔纳森·索博尔(Jonathan Sobel)向纽约市联邦地方法院以诈骗罪起诉艾格斯顿及其名下的艺术基金会，称其售卖的新版经典作品尺幅更大，使得他本人收藏的染料转印法(dye transfer)老照片因此贬值。这些新版彩色照片在克里斯蒂拍卖行3月12日举行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卖出了590万美元。

“彩色摄影之父”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

　　在拍卖会上，艾格斯顿的36幅使用颜料墨水打印制作的作品尽数售出，交易总金额超过预估总价的两倍，多幅作品打破过往其作品的最高单幅成交纪录。上拍的36幅作品均使用数字技术制作，原底片经过扫描处理后由喷墨打印机使用颜料墨水输出为60英寸×44英寸的成品。其中部分照片来自现年72岁的艾格斯顿过去最著名作品的放大版本，而另外多数照片则来自其新近的整理。此前，坚持传统工艺的艾格斯顿从未制作过尺寸如此巨大的作品。纽约克莱姆·里德画廊(Cheim & Read)创办人霍华德·里德表示，全部作品在过去9个月内完成，这是艾格斯顿使用打印输出技术制作的作品“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出售”。本次上拍作品中，索博尔拥有其中8幅使用染料转印工艺制作的版本，尺寸与限量不一。以最著名的《孟菲斯(三轮车)》为例，索博尔拥有的版本尺寸为11.8×17.3英寸，印数为20幅，而本次拍卖的大幅版本仅制作了两幅。

　　在拍卖结束后的采访中，艾格斯顿的儿子温斯顿(Winston)表示，“我们并不知道拍卖结果会是这个样子，这次拍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意外。但我很高兴看到父亲的作品价格创造了新纪录”。他认为新的制作工艺和作品尺寸可能是造成本次拍卖结果的原因，“这给父亲的作品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观赏效果和感受”。

　　买家吃亏

　　索博尔目前管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他对自己收藏的192幅作品估价约500万美元。此外他还向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捐赠了一批艾格斯顿的作品。他对温斯顿的说法并不买账，他认为，艾格斯顿及其基金会的这种行为造成他所持有的艾格斯顿作品贬值，“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我花了10年时间研究他的作品，收藏他的作品，欣赏他的作品。它挂在我的房间里，我喜欢它。结果突然之间他们打算再做一批新的。”索博尔持有的超过190幅艾格斯顿的作品，本次拍卖前总估价约在30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

　　艾格斯顿艺术基金会的律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提到，艾格斯顿有权制作其作品的新尺寸新版本。摄影师会在限量的同时制作不同版本的限量照片。作为一名专业收藏家，索博尔在购买艾格斯顿的老照片时却没有考虑过这些可能。当他买李·弗里德兰德的照片时，知道其还会加印很多，这非常清晰明了(弗瑞兰德不出售限量作品——编者注)，而当他买艾格斯顿的限量照片时，认为这就是一个最终的限量。“艺术家通常会同时制作不同尺寸照片的限量版本，这也是非常明确的。杉本博司也是一个例子。我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年。就拿他的建筑系列来说，他同时做小尺寸和大尺寸的。小尺寸应该是25个版本，大的应该是5个版本，但他是同时做的。作为他的买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共有多少张照片。”

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作品

　　索博尔称自己手中艾格斯顿的照片在克里斯蒂拍卖同样的数字版本照片后，价值贬值了。他从独立评鉴人，其他画廊经营者及拍卖行的专家那里得到信息是，艺术品的商业价值部分有赖于其稀少性。假如它数目非常多，价值就会下降，如果有50个版本，那就一定比25个版本要便宜。

　　这次事件过后，索博尔表示他肯定不会再买艾格斯顿的照片了，“最近有一个拍卖，我也没有参加，尽管那里有我原本很感兴趣的藏品。”在今后的照片交易中，他却不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会要求艺术家出具合同，因为每一张照片本身就是一个合同，照片都是有编号的，也有一个特定的尺寸。“我相信艾格斯顿所做的是孤立且错误的。我不认为每个艺术家都会这样去做。”

　　质疑时有

　　早在索博尔提出上诉之前，社会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com)和艺术专业媒体艺术新闻报(The Art Newspaper)就对艾格斯顿的行为提出质疑。索博尔提出上诉后，艾格斯顿早期作品销售商之一，画廊主罗伯特·曼(Robert Man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艾格斯顿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出售自己的作品。“如果同时以多种尺寸多种版本销售自己的作品，我认为这种行为至少是公开的。但如果你在作品出售若干年后重新制作一批新的作品，我觉得这多少有些背叛自己的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在其博客中表示，“为了让照片这一天然具有复制属性的媒材能够在艺术市场流通，才产生了所谓限量版的规范，对其予以保障的是艺术家的诚信和行业规范。但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些原本就可以无限复制的小底片儿，面对利益的诱惑，其不可估量的变身能力就立即魔鬼附体。”

　　面对不少同仇敌忾，艺术品销售顾问艾伦·舒瓦兹曼(Allan Schwartzman)则认为，原作的拥有者并不必因此而感到担忧。“如果我拥有原作，显然我会害怕它们再版。但如果它们真的再版，恰好说明这些作品正在市场中升温。随着市场扩大，价格往往也会提高。”和舒瓦兹曼持相同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路透社记者菲利克斯·萨尔曼(Felix Salmon)认为，索博尔这纯属是对艾格斯顿赚钱太快的眼红。还有人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手中旧作的价格。“如果他真的有心起诉艾格斯顿，至少应该在执行艺术品限量保护条例的纽约州立法院提出上诉，而不是向并未设立相关条款的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也有摄影评论家认为，“限量”是摄影作品为走入艺术品市场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但从很多角度上来看，这种规范并不合理，反而体现出摄影艺术品市场的可笑。“限量”的做法虽然让摄影作品价格高攀找到了合理的台阶，但却在同时否认了摄影作为“机械复制媒介”的本质。

　　其实，直到上世纪初，艺术领域还没有出现所谓“限量”的概念。由于复制工艺手段的限制，艺术家很难真正无限量地对其作品进行复制销售，即便是版画在印数过千后也很难维持最初的质量。摄影作品，考虑到暗房工作的辛苦，其数量更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夸张。

　　有人在制作手段的更新方面对艾格斯顿予以声援。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日本摄影家今道子最初的照片都是银盐的，后来又出了铂金版的，限量7张，卖得比银盐版贵，却也没有藏家抗议。艾格斯顿的作品最初都是转染法制作的，非常精美，而新出的都是打印的，从品质上和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很多摄影师都采取过与艾格斯顿类似的做法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代理斯蒂芬作品的纽约303画廊总监克里斯蒂安·阿里克萨(Cristian Alexa)认为艺术家的这种行为出于“他们对新科技给彩色作品带来的变化兴趣”所导致。

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作品

　　德国批评家与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传播甚广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文中对原作下了定义——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他认为：“人们可以用一张底片复制大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 他同时认为，经过复制活动，难以成立的就是该东西的权威性了。

　　尺寸另说

　　从对索博尔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加印事件的关键点是当初艾格斯顿卖给藏家的限量作品只有一个尺寸，现在他则在加印新尺寸的限量版，并且认为这很公平合理。这个新尺寸只比以往更大。

　　外国人似乎特别钟爱超大的照片，艺术市场上的超大照片销路也很好，举个不算很典型但很知名的例子就是古斯基。去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莱茵河Ⅱ》以近434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摄影作品。这样的照片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与传统艺术馆收藏的相似性才获得高价：限量、大尺寸、精良制作、可收藏性。照片的复制和可传播性恰恰与其拍卖的价值相抵触。

　　技术的进步使得巨幅彩色大照片更容易出品，而且买家也愿意出高价钱，大照片越来越稀松平常。当你问年轻摄影师和学生，他们的作品会有多大，通常他们的回答都好似麦当劳的广告用语——尺寸会加大(supersize it)。

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作品

　　在美国，有14个州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设立了有关平面艺术品作品限量的法律条款。条款规定，作品销售方必须向卖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注明作品的版本号、限量数额，并做出没有其他相同作品的保证。条款同时规定，使用不同尺寸、不同工艺或不同编号方式对早期限量作品进行的再制作并不在此条款保护之列。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摄影评论家弗朗西斯·霍吉逊(Francis Hodgson)认为，这样的法律制度为实际操作留下了严重的灰色空间，“真正重要的是交易实践，如果有人觉得这样做是没错，那么就会想办法将其堂而皇之。”任悦认为，艾格斯顿的逻辑，实在让照片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整个规范显得那么荒谬可笑，看来，除了张数限量，以后还应该再有尺寸规格的限量，否则就会子子孙孙无穷尽。

　　对于摄影师制作限量版本，然后使用新工艺、新尺寸制作新的限量版本销售的行为，目前市场都表示默许。尽管有些画廊主、收藏家或摄影师认为这种行为并不道德，但大部分交易者却认为这是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行为超出市场容忍范围的摄影师自然会被淘汰出局，而那些作品被低估的摄影师却能从中扩大自己的应得利益。尽管有人认为，索博尔的本次上诉会给这种行为造成一定震慑，但更多人却对站在被告席上的艾格斯顿加以同情，正如一位网友在华尔街日报的新闻评论中所说，“作为一名72岁的老人，他已经为摄影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行将就木之年为自己的儿孙谋一点福利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