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七十年的战争回忆 “墨西哥手提箱”的传奇旅行

　　(导语)2007年末，三只破旧的小匣子在历经重重险阻后，终于从墨西哥回到了纽约，它们就是传说中的“墨西哥手提箱”。二战爆发初期，这批纪录西班牙内战、为数近4500张的珍贵底片不幸遗失。28年的追寻，耄耋之年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创始人康奈尔-卡帕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件“圣物”的回归。

     2012年4月21日至4月24日期间，一部由特丽莎-齐夫(Trisha Ziff)拍摄的、讲述《墨西哥手提箱》珍贵底片如何被发现的纪录片，在北京草场地举办的“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摄影艺术节的开幕周活动上放映。

     感谢ICP（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提供图片资料

被重新发现的西班牙内战底片

　　手提箱唤起的战争回忆

　　由葛雷摩·戴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导演的电影《潘神的迷宫(Pan's Labyrinth)》曾在影坛享有极高赞誉，它所反映的背景是1944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内战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处于佛朗哥的法西斯极权统治之下。残存的共和军以及共产党人以地下游击的方式对抗着当权者的残暴统治。导演葛雷摩很巧妙的以一位小女孩梦幻般的经历把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表现的亦实亦虚。表面上看充满了童真的想象但是背后所承载的却是足以让人战栗的历史真实。这部电影像一个锁孔，让我们窥视到西班牙内战中的那种严酷与残暴。这场发生在1936——1939年期间的战争虽然只是一场内战，但是却引发了国际间各派势力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虽然其后号称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关注度远超西班牙内战，但是这场被各种利益漩涡所裹挟的战争，却可谓是暴风骤雨之前的另一场风暴。

　　西班牙内战本来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在2007年末，却因为一个手提箱将它复又推向了舆论的前沿，而具有如此大能耐的神秘物件就是传说中的“墨西哥手提箱”。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

　　2007年末，三只破旧的小匣子在历经重重险阻后，终于从墨西哥回到了纽约，重现于众人面前。这三只饱经战火与岁月洗礼的小匣子就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就不幸遗失的“墨西哥手提箱”。而对这消失了近七十年的“墨西哥手提箱”最魂牵梦绕的人，恐怕就是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创始人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了。

被流放的共和军士兵沿着海滩前往拘留营。 罗伯特-卡帕摄于法国巴尔卡莱斯，1939年。

　　早在1979年，年逾花甲的康奈尔-卡帕就开始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寻找这只“手提箱”，却一直到耄耋之年才真正亲眼见到这件“圣物”的回归。为何“墨西哥手提箱”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装载的是康奈尔-卡帕的哥哥——大名鼎鼎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以及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和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于1936年～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拍摄的近4500张底片。这批底片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毁于战火，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在墨西哥城被重新发现，所以被称为“墨西哥手提箱”。

　　除去因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而为人所熟知的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和格尔达-塔罗也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战地摄影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换回的战地瞬间在今天不仅是摄影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更是对西班牙内战最具说服力的影像证据。即使抛开卡帕兄弟间浓浓的血缘亲情以及三位顶尖的战地摄影大师的巨大声望，这个“手提箱”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1939年10月，德军逼近巴黎，具有犹太血统的罗伯特-卡帕决定远渡纽约。临行之前，罗伯特-卡帕将所有底片留在了巴黎的工作室，交由他的暗房师维斯代为保管。维斯在1975年的一封信中回忆：“1939年当德军逼近巴黎时，我把所有的底片装在帆布包中，骑着自行车去了波尔多，想设法将它们送上一艘开往墨西哥的船。我在街上碰到一名智利人，于是请求他帮我把这些底片带到领事馆妥善保管，他同意了。”因为罗伯特-卡帕本人从未向他身边的好友、同事提及这批有关西班牙内战的珍贵底片的存在，所以维斯提供的信息非常宝贵，也正是从那时起，寻找“墨西哥手提箱”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作家海明威（左三）、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左二）与两名共和军士兵在一起。罗伯特-卡帕摄于西班牙特鲁埃尔，1937年。

　　1979年，康奈尔-卡帕借哥哥的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契机，在媒体上公布了有关“墨西哥手提箱”的信息，希望能获得更多有用的线索。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巴黎的郊外掘地三尺，甚至想要前往智利去寻找当年那位拉丁美洲外交官，但却一无所获，失落的“手提箱”依然下落不明。时间一晃就是近二十年，“墨西哥手提箱”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已经是1995年了。一位名叫本杰明-塔维(Benjamin Tarver)的墨西哥电影制作人从自己的姨妈那儿继承了这批底片。在塔维参观了一个以西班牙内战为主题的摄影展后，他才了解到这批底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向教授杰拉德-格林(Jerald R.Green)咨询，希望能系统地整理这批底片并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它们。幸运的是，这位格林教授是康奈尔-卡帕的朋友，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康奈尔-卡帕。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塔维并没有将这批底片交给康奈尔-卡帕的意愿。随后的十几年中，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不断寻找着说服塔维的机会。2007年5月，策展人特丽莎-齐夫(Trisha Ziff)在墨西哥城见到了塔维，在几个月的努力之后，终于说服了塔维。

　　2007年12月19日，当“墨西哥手提箱”终于回到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时候，罗伯特-卡帕已经过世53年，康奈尔-卡帕也已年届89岁高龄了。在今天看来，能够找回这批底片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罗伯特-卡帕于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中所拍摄的底片就曾被粗心的暗房师烧毁，106张底片中只有8张被救回，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康奈尔-卡帕为这个手提箱的回归所做的努力，实实在在地告慰了他哥哥的在天之灵，也避免了这位将青春乃至生命奉献在战场上的摄影师又一次遭遇底片悲剧。

共和军士兵在做户外弥撒。大卫-西摩摄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莱凯蒂奥附近，1937年。

　　虽然自己的哥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但是康奈尔-卡帕自己却宁愿离战争越远越好。就像他自己所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我们家中有一位战地摄影师就足够了，而我是一名‘和平摄影师’。”不像罗伯特-卡帕那样习惯于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康奈尔-卡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儿童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上。恰恰是这位关注和平的摄影师，通过让哥哥和其同事的遗作重见天日，使得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班牙内战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里面。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促使这3位摄影师义不容辞地投身其中呢?时光需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

　　漩涡中的西班牙

　　这场发生在1936～1939年期间的战争虽然只是一场内战，但却引发了国际间各派势力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虽然紧接着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关注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这场战争，但这场被各种利益漩涡所裹挟的战争，可谓是暴风骤雨前的另一场风暴。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冲撞正处于最高峰，它们急需寻找一个“演兵场”让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变成现实的对抗。处于激烈社会矛盾中的西班牙不幸被看成是一个孕育对抗的温床。苏联与纳粹德国都在关注着西班牙的国内局势，并随时准备出手干预。而在1936年西班牙国内大选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与绑架事件，最终点燃了西班牙内战的导火索。同年7月17日，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及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宣布政权由军人接手，正式开始了同共和政府军及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左翼联盟之间长达三年的激烈对抗。

两名共和军士兵在运送圣像。大卫-西摩摄于马德里，1936年10-11月左右。

　　这场由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右翼势力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所支持的左翼人民阵线之间的斗争，在一开始就走向了混乱的失控状态。整个西班牙内战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间的暴行却足以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军事学家们思考良久。当时整个西班牙都被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种种政见、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仅仅因为嫉妒与讨厌都成了杀人的理由，交战的双方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正因为这场血腥的内战所牵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远超过了一国一民族的范围，所以它也被后来的史学家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预演。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这个“演兵场”上，法西斯以及反法西斯阵营都通过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或者直接派驻军事人员参与战斗的方式介入了战争。其中由共产国际招募与组织的国际纵队也在这场战争中首次登场，这个纵队由中国、英国、美国、法国所派出的志愿兵组成，他们以高昂的斗志协助共和军作战，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格尔达-塔罗作品

　　当时国际纵队的成员不仅包括军事人员，大量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也参与其中，比如诗人聂鲁达、作家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等知名人士，他们不仅亲自拿起枪杆上战场，而且以这场战争为背景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其中包括画家毕加索反映德国纳粹空军轰炸格尔尼卡的油画名作《格尔尼卡》、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名作《西班牙内战的预感》……而“墨西哥手提箱”中作品的主人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和格尔达-塔罗也正是在国际主义的感召下参与了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一生都在报道战争的罗伯特-卡帕其实是个激烈的反战人士，他对于战地摄影所抱持的态度是：“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是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的信念，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8月5日，年仅24岁的罗伯特-卡帕就与恋人格尔达-塔罗一起来到西班牙，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共和军对法西斯反叛军的抵抗。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拍摄的作品《士兵之死》不仅成就了卡帕在摄影上难以逾越的高度，更因为这张照片的发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西班牙共和军的同情与关注。虽然内战后期共和军的不断溃败致使佛朗哥阵营及其盟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于1939年开启了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但是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和格尔达-塔罗等人用影像报道的方式，让世界的舆论天平都倾向了左翼人民阵线这边。

　　它们是历史的注脚

　　时间回到2010年9月24日，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了名为《墨西哥手提箱》的展览，这批差点被战火吞没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珍贵影像，在迟到了70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骑着摩托的共和军士兵。格尔达-塔罗摄于西班牙塞戈维亚前线，1937年。

　　在吹着冷气的大厅内，人们隔着玻璃与时空，静静地观看着影像里的战争细节。“在照片被拍摄的过往，与照片被观看的当下间，存在着一个无底深渊”，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学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对于照片本身所具有的暧昧与含混具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还认为，“由时间断裂所造成的惊吓感(a shock of discontinuity)”是照片本身的固有属性之一。即使天才如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和格尔达-塔罗这样超群的战地摄影师们，仍然无法解决由于取景框的框取以及快门在时间长河中的截断所带来的现实世界与影像世界间的疏离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来自于文化界关于卡帕名作《士兵之死》真伪的辩论，那名步枪脱手、后仰倒下的共和军士兵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数种解读甚嚣尘上，甚至这张给卡帕带来巨大声誉的照片本身到底是他还是格尔达-塔罗所拍都变得扑朔迷离。这就是人造影像，摄影师“咔嚓”一声将它们定格在底片上，甚至穿越了70多年仍能完好无损地重新露面，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仍然是影像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通过与历史文本的相互补充，人们试图在三位摄影大师的影像里重新构建与还原那已经永远无法回归的战场。钱钟书在自己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曾这样写道：“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墨西哥手提箱”里的4500张底片也像历史这本大部头里的注脚。

大卫-西摩作品

　　通过它们，我们看到了以下景象：亲赴战场的海明威叼着烟卷与友人聊天;抬着头聆听政治演说的妇女怀中还抱着哺乳的孩子;被流放的共和军士兵在海滩上列队行走着;骑在摩托上的共和军士兵仰头注视着天空，他在看鸽子还是试图躲避空袭的飞机-所有这些细节都不足以完整地构建历史或者回答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种种疑问，但是却让后世的人们从影像中感受到了战争中的人性。

　　也许影像到底想讲述什么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具有不同维度的解读;但是影像制造者如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和格尔达-塔罗等人舍生忘我地投入战争，以血肉之躯提醒着由人类自己发动的反人类举动有多么的荒唐。

格尔达-塔罗（左）和罗伯特-卡帕（右）在巴黎。弗雷德-斯特恩拍摄于1936年初

　　人物介绍：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

　　犹太裔匈牙利人，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n)，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代表作《士兵之死》是战争摄影史上的不朽之作。1954年在越南北部拍摄时不幸踩中地雷身亡。

　　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1910～1937)

　　犹太裔德国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格尔达-鲍赫莉(Gerta Pohorylle)，1934年与安德烈-弗里德曼相识并成为恋人。从1936年开始，两人合用“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发表作品，被发现后格尔达选用“格尔达-塔罗”这个名字单独发表了以《骑着摩托的共和国军士兵》为代表的很多经典作品。1937年7月25日，格尔达-塔罗在西班牙内战前线拍摄布鲁内特战役，在撤退中被坦克轧死。深爱着她的罗伯特-卡帕一生都没能真正从这件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1911～1956)

　　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战地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华沙，绰号西姆(Chim)。1934年与罗伯特-卡帕相识并成为好友，并于1947年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1956年在埃及拍摄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不幸被射杀。在他去世后，他拍摄的战后儿童系列作品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在《欧洲的孩子》一书中，还以“西姆的孩子”为名在各国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