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话题思辨】孙京涛：公民纪实摄影

 　　依托数码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纪实摄影呈现出来的新趋势，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纪实摄影”(Citize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轮廓日益清晰。以行动践行、以理论探讨公民纪实摄影的特征与意义，已是非常必要。

　　在当下，关于中国纪实摄影里里外外的是是非非，能说得清楚的，不多。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广泛实践已经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某些公认的品格，比方其之于公众的意义、之于人的意义、之于文化的意义、之于自然的意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码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全民摄影”已渐成态势，独立传播成为可能，摄影在信息交流、公共事务、经济生活、民主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多元化，摄影的见证、监督与交流功能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和自觉的应用。

卢广作品（ 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并无直接关系）

　　但这并不等于说大多数的摄影爱好者意识到了他们除“摄影者”以外更为根本的身份：公民。考据当下大部分的摄影，“个人”仍然是摄影主体默认的身份，个人的好恶与个人的名利取舍，让摄影的大部分在公共价值的实现上大打折扣。

　　因此，提出公民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强调责任与义务，是纪实摄影的基本精神负载，在于强调广泛、深刻而日常地参与社会生活，是纪实摄影基本的使命。

　　强调纪实摄影的公民意识，意在表明纪实摄影的道德立场与价值趋向，根源于当下之公民社会。

　　强调纪实摄影的公民意识，意在表明摄影主体(普罗大众)的公众身份，而不是技术身份或者职业身份(比方大家所熟悉甚至敬仰的“摄影家”或“艺术家”)。

　　强调纪实摄影的公民意识，意在强调纪实摄影紧随当下、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

　　总之，公民纪实摄影在当下中国的特征，在于它的当代性、现实性、批判性与公众性。

　　1、纪实摄影就是当下社会

　　当代性、社会性是纪实摄影题材的关键词。“现实永远超出个人想象”，这是我喜欢说的一句话。但是，真正以一种与当下平行的眼光在社会现实与纪实摄影之间架起桥梁，是有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的。

　　从上世纪80年代“纪实摄影”或者“社会纪实摄影”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我们的纪实摄影走过了一个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外到内、由虚到实、由奇到平的基本演进过程。宏大主题、劳师袭远、他者的状态、照本宣科、土老破旧、边缘人群逐渐被日常多元、眼下生活、自身处境、切身经验等等所代替。如果说以往纪实摄影还带有相当标新立异、憷逆反叛和戏剧化色彩的话，今日的纪实摄影则逐渐回到了平和、理性地与现实社会相共鸣的状态上来。如果说以往纪实摄影的理论基础还是国外那些专家学者的理论的话，今日的纪实摄影的动机与动力，更多产生于对现实世界冷静的观察、深刻的思考中。我相信这是纪实摄影成熟的表现，我相信这是纪实摄影的正常态势，同时我也相信这个时期的纪实摄影作者有了相当的分析现实、把握现实和批判现实的能力，纪实摄影绵密深沉地影响现实的能量会得到大面积释放。纪实摄影者作为社会问题的独立观察者、积极参与者和自由思想者，也将逐渐代替原来真理代言者、世界拯救者的英雄主义形象。我想，这样更符合纪实摄影者的身份。

　　2、公民意识是构成当下纪实摄影核心价值的基础

　　随着“以社会学目的为目的”的纪实摄影的逐渐成熟，纪实摄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参与社会生活和改良的力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同时，随着摄影的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公众的“视觉修养”不断提高，公众用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图像反映和解剖社会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个人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随着像“博客(blogs)”“维客(wikis)”“播客(podcasting)”这样的网络平台的建立与完善，公民纪实摄影的出现是必然的，而且一定会展示出即时、广泛而巨大的参与公共事物建设与社会改良的潜能。借鉴上个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ay)与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之间的著名辩论，我相信杜威所谓“只有公民们自己最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需要的，专家们不论有多么灵通的消息，都不能替公众作最佳的判断，公民有能力和智慧判断对公共事件的正确认知。”也会成为当下公民纪实摄影的重要理论依据。

　　公民是社会的行为主体，同时公民也是纪实摄影的行为主体。如果我们认可摄影术的发明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知识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的话，那么我们同样相信公民纪实摄影在参与、反映、解剖、批判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出来的独立、自由、广泛、多元、深入，是摄影术“民主化”属性中最务实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我们认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种僵化的政治秀的话，那么我们同样相信纪实摄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每个人借助摄影这种媒介对于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要素表达真实想法和看法的手段，是我们积极参与社会优化行为的手段。

　　3、公民纪实摄影的基本姿态是独立、真诚与批判

　　如果说责任与义务是公民的基本属性的话，那么支持这种属性的，就是理性。进一步说，就是对你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对纪实摄影的传播媒介或平台、乃至对纪实摄影本身等保持独立、真诚和批判的姿态。

　　比方说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大众传媒是可信赖的传播伙伴。事实证明任何大众传媒都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些利益和价值可能与你的并不合拍。而且，在关键时刻、关键事件上，选择性失语甚至遮蔽事实也是媒体的职责之一。

　　再比方说不要无条件的把理论家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实践圭臬。任何的理论如果不能转化为自己的直接经验，并在转化过程中不断检验理论与实践与纪实摄影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是教条和僵化的代名词。

　　真实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它只不过是事实的影子。因此所谓的原始(rawness)图像或者中性图像是不存在的。不经过选择的事实没有太大的意义。缺乏评价的纪实摄影只能是一些暧昧的“逼真幻觉”。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过程中的主观介入，必须仆从客观现实。纪实摄影的评价性是基于对事物全面而深入了解基础上的，任何先入为主的、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所谓“思想”“看法”都是暴力的、荒唐的，与纪实摄影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

　　因此，纪实摄影是呈现、提问或质疑，而不一定是答案、命令或政策。

　　纪实摄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纪实摄影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因此，在所有的摄影形态中，纪实摄影是最富有省思精神的，这不仅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上，而且表现在对“纪实摄影”这种媒介自身的批判上。上述中国纪实摄影的变化与演进，正是这种批判的结果。因此，依据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说法，这种运用学科独有的方法所进行的自我批判，正是使纪实摄影这个学科“在其权限领域内处于更牢固地位”的手段。

　　4、公民纪实摄影的基本形态是系统而深刻、动态而开放

　　通常意义上，与带有相当特殊性或者说戏剧性的新闻摄影所强调的新奇、时效不同，纪实摄影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般的现象、状态或趋势，揭示的是这种现象、状态或趋势背后的深刻意义，从而提示解决问题的线索。系统全面是它的特点。换句话说，新闻摄影着眼的事件，是一般状态中的一个突兀的断面，而纪实摄影关注的则是状态的全部。新闻摄影所关注的断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跳跃性，而纪实摄影则需要持续、严谨的关注一个确定的现象、状态或趋势。因此，公民纪实摄影与当下方兴未艾的公民新闻摄影，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与传统纪实摄影相比，公民纪实摄影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总起来说，传统纪实摄影从选题、做案头工作、拍摄、材料收集、编辑、传播，都是相对封闭的、个人的、完成态的。而公民纪实摄影却不同，它基本上是开放的、公开的、进行态的。纪实摄影的选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讨论完善，照片可以即时发布，读者可以即可消费，反馈意见可以让作者集思广益，从而让自己的选题更为准确和完整，拍摄方法不断专业而独特，材料收集不断充实而客观。不仅如此，如果你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有别的作者在关注，那么大家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佐证，让纪实摄影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纪实摄影者应当用自己的实践丰富纪实摄影的内涵，强化纪实摄影这种“视觉话语”参与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使得纪实摄影真正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常态的“话语民主”的有效部分。因此，我引述约翰·S·德雷泽克的一段话展望公民纪实摄影的基本愿景：

　　“话语民主应该是多元的，它意味着有必要在不清除差异的情况下进行交往;话语民主应该是反思性的，它质疑既有传统;话语民主应该是超越国界的，它有能力超越国界，进入没有宪政框架的情景;话语民主应该是生态的，它与非人类的自然的交往时开放的;话语民主应该是动态的，它对民主化的约束和机会是不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