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法】景观摄影是不是过时了？

 　　蔡萌，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方向博士生，现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曾经在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2009年广州摄影双年展上担任策展人并且着力推荐景观摄影。如今，景观摄影在中国大陆已经呈现“泛滥”的趋势，以“景观摄影”方式进行创作的摄影师群体不断扩大。对于当下这种摄影现象，蔡萌有什么样的看法?近期他接受了某媒体的采访。

摄影批评家蔡萌

　　记者：什么是景观摄影?

　　蔡萌：景观摄影(Landscape Photography)这个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年代德国的新现实主义和60年代衍生出来的“杜塞尔多夫学派”，以及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摄影界的两个重要展览“当代摄影家：向着社会景观”和“新地形：人为改变的风景的照片”。在不断的总结和追问下，景观摄影逐渐成为活跃在当代西方摄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指一种出现在消费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建立在冷静、理性和相对客观的观看方式主导下，以“人造景观”作为拍摄对象的摄影类型。透过这些“景观”，其背后充满着摄影师对现实的审问与批判。

朱浩《上海默片》2004

　　而最初我将这一名词用到国内时，与西方的原意有所不同。2006年，我发现了吴印咸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这让我非常震惊，因为它和慕辰、邵逸农拍摄的“大礼堂”、渠岩的“权力空间”杨铁军的“政府大楼”、孟瑾的“每个房间都被点亮”有着共通的对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注。而且在拍摄手法上都是一种景观摄影方式。于是，便借用了此时刚出版不久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的《景观社会》一书对“景观”(Spectacle)的描述。因此，国内最早使用的“景观摄影”(Spectacle Photography)一词与西方的意义有所不同，它更多属于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当年我在第三届连州摄影节上策划了一个叫“征兆”的景观摄影专题展。而随后又在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丽水摄影节，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了景观摄影的相关展览。随着这两年的景观摄影逐渐成为中国当下摄影中国的热门词汇，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摄影师采取景观摄影的方式，它变得不再局限于权力政治，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其概念和意义开始与西方原有概念相近了。

　　记者：2011年连州国际摄影展的主题即是“向着社会的景观”，有人说景观摄影开始泛滥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蔡萌：当然，我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的新锐摄影师开始进行景观摄影的创作。可能给造成人“泛滥”之感，但我不认为这种“泛滥”是坏事。“泛滥”在有时候也挺好的。比如，为什么京剧在民国时能达到巅峰，因为当时在台下听戏的票友都有极高的演唱水平，只是台上的“角”比他们的水平更高一些罢了。这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生态，有了整体的环境氛围，才能在大级师的人跳出来，才能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况且，我也不认为现在的景观摄影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比如你们的这期月赛，评选中属于景观摄影的创作就很少。

　　记者：这为我们经常参加的选手提了个醒，但为什么我们要提倡景观摄影?

　　蔡萌：景观摄影不仅简单地是一种摄影类型，更是一种摄影师参与社会的表达。一方面作品能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拍摄时也会融入作者的思考，所以拍出来的作品代表着摄影师的一种立场。它很像是一种融合了纪实摄影、风光摄影和观念摄影的摄影类型。而选择景观摄影作为创作方向的人，肯定是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现象有了一定的思考、批判的能力，这样他们才会慢慢觉悟到通过某种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思考和视觉表达。

颜长江《九华山，在建的大佛》2008

　　记者：哪些人群什么题材才适合以景观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

　　蔡萌：对于摄影师来说，从事景观摄影应该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方式，景观就在我们周边，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现在的中国现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景观现场，有太多的有趣的建筑、有趣的空间景观，很多时候当你冷静观察时，它们看起来很超现实，也很荒诞，套用比较当下的一个词就是很“后现代”。但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这些可能需要一个去建立社会体验和视觉经验的过程。

　　记者：景观摄影是风光摄影的进阶吗?

　　蔡萌：如果把景观摄影与风光摄影进行区别，景观摄影更多的是关注一种人造的、人工化的的景观，而风光摄影则更多是去关注自然景观。并且这种人工和人造景观不断处于一种变动当中，它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我经常想，为什么景观摄影在中国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其背景与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出现密不可分。尤其是最近几年，当景观摄影逐步形成一种潮流时，肯定会带动很多拍风光的摄影师进入，因为它看起来更高级、更具独立的批判意识、更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现代性。假如我们从风光摄影师们开始通过摄影关注社会，尝试用冷静的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城市，看待这样一种人工化的社会景观的话，那么，这就不失为一种观看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改变和提升。

黎朗《风景，广东，斗门》2008

　　记者：景观摄影又被称作“无表情外观”的摄影，这种太冷静甚至是用批判的视角或立场适合去拍摄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事物或社会现象吗?

　　蔡萌：可能很难。无表情的英文是“Deadpan”，译为冷面孔、死面孔。因此，这种“无表情外官”的背后所暗含着的是一种对死亡、生命意义的探讨(Deadpan这个词的词根“Dead”本身也带有末世论的色彩)。这种方式的摄影，其背后充满着摄影师对现实的审问与批判。此外，景观摄影与德国的现实主义和类型学摄影直接相关。好像生来就理性的德国人喜欢去把一些东西科学地分门别类，并会有意地过滤很多现实中浮躁的东西。因此，景观摄影往往会尽量过滤掉干扰画面的内容，尽量减少人的出现，尽量单纯，尽量把主体表达出来。这种建立在理性、冷静和反思基础上的观看，也时常会自然带入这某种社会批判的情绪在里面。

杭明峙《公望》

　　记者：目前中国的景观摄影创作是对西方的这一摄影形式的继承还是改良?

　　蔡萌：目前的状况二者都谈不上，我觉得中国本土的景观摄影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这一摄影的形式来进行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和表达。中国摄影走向一种理性的、批判的道路，这是摄影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不是某个人能左右了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有本土特色也有普遍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同西方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作为拍摄题材和对象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很多。

刘柯《平湖》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最早拍摄景观摄影的几乎都是做当代艺术的前卫艺术家，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艺术思考中对社会性的不断发问，也体现了他们对摄影认识的重大转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以摄影家的方式来思考摄影，按照摄影的记录性方式去思考社会。此外，还有一种是从摄影爱好者转入到景观摄影创作的人，他们与当代艺术家原来是两股泾渭分明的力量，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在景观摄影的作用下，两股力量融和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摄影生态。

　　记者：为什么艺术家们在做景观摄影，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也在做?

　　蔡萌：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焦虑状态的体现。不只是在中国，西方现在拍摄景观摄影的依然大有人在，整个世纪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生活，这种压力让心不安宁并不断昭示出摄影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种感悟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有关。比如，生态危机、自然危机、疾病危机、经济危机、战争危机、核危机甚至是传说中的“2012地球毁灭”;再如，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经历了非典、甲流、汶川、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大的灾难和危机，同时，我们也通过他者的灾难感受到一种危机与焦虑，比如美国的911、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海地大地震、印尼和日本大海啸、利比亚战争等一连串人类灾难。由这些灾难导致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并没有由于非典和地震的过去而消失，它会伴随着一些外部诱因而被唤醒。当各种各样的诱因高频率出现之后，会导致人们安全感的缺失，我们经常会在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又处在自然和战争导致的灾难当中。在各种人类苦难逐渐日常化的面前，一种若隐若现的焦虑开始出现在“景观摄影”中。此外，伴随中国的国力增强，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运动导致高楼林立。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表情突兀的建筑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工地上，他们“造型怪异”、体量巨大。面对这些高楼大厦，如果我们过去的祖先们更多是对自然有敬畏的话，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对新出现的很多地标建筑有敬畏之心。这些地标建筑正逐渐成逐渐取代几千年来中国人敬畏的自然景观，成为新的膜拜对象。这些建筑与中国人的传统建筑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太不人性化，他们跟人没有关系。在这些建筑面前，人开始变得渺小，巨大的视觉压力导致一种巨大心理压力的产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摄影师能对这些视而不见吗?在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摄影背后表达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和相似的心理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