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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0 2012-11-16 06:13:00   蜂鸟网   作者:满异   责编: [专稿]

    帕特里克•扎克曼这几年没少来中国,光是今年就来了好多趟:跟踪上海世博会,参加连州摄影节……
      
    抽空还会花上个把下午,在北京的某个咖啡馆里,与慕名而来的中国摄影师和爱好者讨论照片。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中坚力量”,扎克曼传承了欧洲摄影的经典审美,同时在人物的状态和氛围上深度挖掘,不拘泥于传统,推动着新一代纪实风潮。

    他的影像风格基于“决定性直觉”理论,以及几十年来的摄影实践。1955年出生于法国的扎克曼,在1976年就已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从那时至今,他把自己的摄影人生都贡献给了“身份认同”、“记忆缺失”以及“全球移民”等文化议题。近年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上的地位突显,吸引着扎克曼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这片土地,寻找属于中国的“身份”。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顶着一头丛生的乱发,硕大的鼻子后面隐藏着一双狡黠的眼睛。扎克曼的眼神流露着一种语气,兼有谨慎与达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谨慎的保护自己的洞察力,同时在面对种种无奈与缺憾时能够释然达观。这种语气直接指向,并引领我们进入他的摄影世界。毕竟,那是他看世界的眼睛。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扎克曼与满异

    满异:看到《华盛顿邮报》网络版已经刊登了你拍的世博会照片,这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个商业拍摄任务?

     帕特里克•扎克曼:一半一半。之前是受云南摄影家协会的邀请,在云南省的三个城市做了讲座,也在周边拍了一些照片。几天后我和东方IC(玛格南图片社的中国代理图库)的Jeremy说,期待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的照片和中国摄影师的照片一同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一起分享日常的工作。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说:“《东方早报》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过来吧,世博会开幕期间可以做个十天的图片故事。”这就是这次我为什么来。所以并不是事先脑子里想好的,而是恰好出现的一个机会。 然后玛格南图片社和《华盛顿邮报》按照合约,委托后者刊登了照片。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扎克曼在宾馆展示他拍的世博照片               拍摄/海杰


     满异:这期间,有没有同时进行的长期拍摄计划?
     帕特里克•扎克曼:有,打算出一本书,关于“今日中国”。你知道1995年我出过一本书,《W,或“大鼻子”的眼睛》,记录了中国很多城市的生活状态,也有在海外的中国移民,还有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说到“今日中国”,这本书将是我第一本完全在中国拍摄的书,它讲述的是一种“困惑”:现在这里在发生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儿的人们有一种失落,失落来自情感上的困惑,思想上的困惑,以及视觉上的困惑(笑)。从 2000年开始我拍一些彩色照片,有很多是关于上海的。在这本书里我将把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混合在一起。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帕特里克-扎克曼作品:1995年,苏州,巩俐在《风月》拍摄现场。
 

    满异:2006年你在法国有一个展览,叫“中国困惑”,那次展出的照片与“今日中国”系列有关吗?
    帕特里克•扎克曼:对,那次我展出的是一个6×6画幅的系列。

     满异:通常你是用135,为什么这个系列是用中画幅?
     帕特里克•扎克曼:这个是看情况而定的。有时我也会厌倦135。我也不想老是重复我自己,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不停尝试更多的选择,去经历不同的人生。有时我也用宽幅。


        满异:我看过你用宽幅拍的“智利”。
        帕特里克•扎克曼:是的。说到6×6,我喜欢它能够在画面里呈现更广阔的舞台。你知道用Leica,非常适合快速抓拍。但是像Hasselblad或Mamiya就需要摆好,端端正正的,像拍肖像一样耐心取景。出来的效果自然不同。我的书是关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认知。

        满异:“今日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完成?
        帕特里克•扎克曼: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关于“困惑”的,我现在就很困惑(笑)。我一直在这个项目上面埋头苦干,也经常与书籍设计师碰头,然而目前还没找到连接不同系列之间的那根最好的纽带。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回到中国,还是要更多经历,才会有更好的点子。与此同时我也常问自己,这本书的拍摄何时才能告一段落,哪里才是尽头,这也是我反复回到中国的原因。中国这么大,你要拍尽是不可能,你得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尽头”。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接受采访的扎克曼。      拍摄/海杰

        满异:所以你还是要进行选择,有选择了才能找到“尽头”。
        帕特里克•扎克曼:是的,现在我手头的素材太多了,得花时间减少照片的量。

        满异:我在想一个事情,从许多年前开始,你的摄影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身份的认知”,无论是关于犹太人,还是早期拍摄的中国移民。你目前的项目是专门针对发生在中国的变化,这与“身份”这个话题有所不同。我在想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帕特里克•扎克曼:这并不是转变,我现在拍的也是“身份”,关于中国的“身份”。就是说,中国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急速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认为还是关于“身份”的,只不过是整体上,而不是个体的身份。
        我要说的更多是作为整体的“身份”,因为“身份”是和记忆有关的。中国对群体记忆动过一些手脚,你知道,试图让人们忘记一些东西,忘掉一部分过去。然而你很难带着缺失的记忆去构建“身份”。因此,我说它还是关于“身份”。


        满异:确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忘了。
        帕特里克•扎克曼:所以我很惊讶。比方说上海,上世纪早期这里曾被殖民化,英美法日等国都在这儿留下过生活的痕迹。这就像你正在开快车,而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遭遇路障,不停的调头,改变行驶方向。我真的不知道中国人精神上是如何承受这些的,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心理层面)。有时我去拍精神病院,就会想,可能很多人是被这样的历史给整神经了吧!这当然是玩笑话。
        中国人心理适应能力很强,但我敢肯定,深藏在内心的东西有被一定程度的摧残,被历史,被外来文化。所以我的书是关于这些东西,关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认知。
 

        满异:之前你提到过,相比于“决定性瞬间”,你更喜欢说“决定性直觉”,如何解读这二者的区别?
        帕特里克•扎克曼:首先要说,卡蒂埃-布列松提出的理论是摄影史的一部分,我并不是要反对这个理论。我喜欢取景的时候,带有一些直觉,也许只是背景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我,而不是前景或者说主体的东西。我很喜欢自己最早拍的东西,不是那么精确,却有十足的直觉,有更广阔的内涵。比如我在香港拍过一张照片,一个男人坐在屋顶上,他的坐姿并不像布列松或马克•吕布照片中的那种有很好的几何感和造型感,而是具有某种进入思考的状态,我喜欢这样的情境,时间在那一刻前面流逝,那一刻后,时间继续走。这样的瞬间说出更多的东西,关于这个人,关于画面背后的故事,而不仅仅是“决定性瞬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的那一刻。可能对于新闻摄影来说,那不是一张好照片,但我不是新闻工作者,因此我强调“直觉”多于“瞬间”。我的照片里也有“瞬间”,但那是通过直觉诠释的“瞬间”。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帕特里克-扎克曼拍摄于中国的作品《城市的伪装》   版权/ Patrick Zachmann(帕特里克-扎克曼)

        满异:可能你喜欢静态的“状态”多于动态的“瞬间”。
        帕特里克•扎克曼:是的,尽管那并不表示我拍不了动态的。我喜欢黛安•阿勃斯,对我来说,她的照片是非常有深度的。她没有拍什么跑来跑去的人,她拍的是一个个人,那一刹那人物的状态打动了她的直觉。法国摄影有这个传统,不管是布列松还是马克•吕布,非常善于抓拍,讲究最美的瞬间,追求视觉上的完美。对我来说,这样的照片缺乏深度,可能很有趣,充满了爱,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满异:布列松像是那种对世界充满了爱的人。他来自富裕家庭,买得起照相机,可以全世界跑,到处拍两下,进行愉悦的创作。
        帕特里克•扎克曼:没错,你提的这点很重要。布列松非常有钱,他来自上流社会,满世界旅行,抓拍。但是在我看来,他从未让自己真正进入这个世界,从未真正进入人群,他嘲笑他们。我喜欢他这个人,我尊敬作为知名摄影师的布列松,他视觉上的天赋令人钦佩,他就像个画家。作品的话,我就不说了。

        满异:法国年轻一代摄影师,比如Antoine D'Agata和Klavdij Sluban等人的作品你怎么看?他俩都获得过尼埃普斯摄影奖。
        帕特里克•扎克曼:我喜欢Sluban的作品,他很严肃,作品很“经典”。“经典”而有力。Antoine D'Agata也很棒,他也是玛格南图片社的。

        满异:对,前阵子玛格南出了本书,叫《Magnum,Magnum》,其中你挑选了Antoine D'Agata的6张照片。
        帕特里克•扎克曼:啊,对,我都差点忘了。我替他选了照片,写了一些关于他的文字,我很高兴他能够喜欢我写的话。我一直在支持他,从他刚加入玛格南开始。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Magnum,Magnum》封面

         满异:有很多人说他拍的东西过于极端,违背了玛格南的人文传统。
        帕特里克•扎克曼:不,我认为他非常“人文”,他都把自己贡献进去了,你想想。他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完全混在一起。他在拍摄着他的人生,同时生活在他的摄影里。我觉得他疯了,哈哈。我没法接受他做的所有事,有的对我来说过分了点,一些照片我看了脸红。因为我不喜欢暴露太多,但他的多数作品我觉得都非常给力。我会被他镜头下的那个世界所吸引,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满异:你不太尝试去拍跟性有关的话题?
        帕特里克•扎克曼:很少,在香港拍过一些身体工作者,但也不是那种过于直接的方式。

        满异:你比较绅士。
        帕特里克•扎克曼:嗯,比较害羞。我拍过一些裸体,从没拿出来过,也许某一天……谁知道呢。我拍裸体也是比较绅士的方式,像画画一样,没有粗鲁的成分在里面。

        满异:聊聊你的职业生涯。从21岁你就开始做自由摄影师了,早期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帕特里克•扎克曼:一开始肯定有困难,尤其在你还谁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我的家庭背景跟艺术创作什么的完全无关,我必须靠自己确立地位,靠自己推动职业生涯。这方面来讲,是靠自己不断努力就能实现目标。然而另一方面,其实早期我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家庭,要说服我父母。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不是什么摄影家。所以我争取了,不成,我就玩消失,离开家,自己去外面找路。很难,但是有用。随着一点一点积累,我能接到一些工作。从一开始,我除了拍赚钱糊口的东西以外,就操起个人项目,我非常早就开始拍自己的东西了。我的第一个个人项目是关于“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尼泊尔、马赛,一个接一个项目拍下去。我想,这样我才能够说服自己——我是一名摄影师。然后我渐渐有了名气,进入玛格南什么的。我也获得过尼埃普斯摄影奖,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奖项。

        满异:那是在1989年。
        帕特里克•扎克曼:对。

        满异:在此之前,1982年你就进入中国,如此之早,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想来中国?
        帕特里克•扎克曼:原因让我想想……那段时期,西方人开始谈论中国,开始关注中国,然而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那儿在发生什么。我不记得为什么了,就是很想去中国,去之前我脑子里就有一些画面和印象,是来自中国电影。那时我恰好认识一个法国学生,她正在做研究生毕业课题,是关于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 1982年我们一起去了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我看了《马路天使》、《神女》,我热爱这些片子,把电影画面都印在脑子里。5年后大规模拍摄中国时,实际上我在脑海里搜寻着那些电影画面,黑白的…… 1982年开始我进入到一个报道项目里,跟拍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制作。我活在1980年代,没办法去拍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了(笑)。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电影《芙蓉镇》海报,女主人公就是刘晓庆

        满异:1980年代中国也拍了很多电影。
        帕特里克•扎克曼:是的,可是多数比较无聊,政治宣传的那种,都是讲战争什么的。但这段经历非常有趣,因为每个剧组都是一个小社会,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样我就有了进入中国社会的经验,像从一个小窗口去看世界。那时候获得许可进入中国拍摄非常难,我无数次的努力,终于成功了,获得了官方许可,作为摄影记者进入中国。我花费数年,争吵,等待,无数周折。好在那时候我很年轻,是一个左翼青年,多少能跟中国的政治气味相投,尽管自己并不认同官方的意见,但他们还是给我开了恩,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跟随不同剧组,在不同的电影厂里拍摄。
        但可怕的是,那时候中国人没见过“老外”,我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魔鬼”一样,我身上像有什么传染病,或是能给人带来厄运……所以他们一直盯着我,有一位党员同志,负责一直跟着我,这有点受歧视的感觉,很可怕。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位帮我做翻译的小姑娘,小姑娘很可怜,有时我说到什么敏感话题了,她们就干脆不翻。我完全被控制了,一点自由也没有。那时中国市场上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很便宜的,中国老百姓买东西的价格;一种是给我们“老外”的,非常昂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普通餐厅什么的都去不了。
        有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在谢晋的一个剧组里工作,我能感觉到他很想和我交流,但那是被禁止的。还有刘晓庆,她那时非常年轻,已经是个明星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也挺喜欢我的,我想有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拍拍照啊什么的(笑),但没可能。然后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一个很大的食堂里吃饭,所有人都坐在同一张大桌子吃饭,除了我和翻译还有一位负责监控我的同志,我们被单独安排到一个角落里,居然还用大布帘把我们给挡住,对面那桌发生了什么我都看不见,沮丧极了!每件事情都是如此。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左翼!
        并且,从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要以一名摄影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我做到了。我不想因为记者身份而受到控制,记者签证很敏感。很搞笑的是,这次来拍世博会,我还是排队买票进去的,当然是《东方早报》替我买的票……总之,尽管困难,我还是再也不愿进入这个体制。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说到刘晓庆,扎克曼也忍不住笑了。     拍摄/海杰

        满异:除了中国以外,有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拍摄主题?
        帕特里克•扎克曼:有啊,还是和“移民”有关。欧洲的非法移民,有从非洲来的,有从阿富汗、伊朗等国家来的,很多人在偷渡过程中受到阻碍,我从一年前开始拍摄他们。



        满异:最后一个话题关于你最早的摄影系列,“Enquete d'identite”,这个系列是否与你有着阿尔及利亚后裔的身份有关?没记错的话,那段时间阿尔及利亚刚刚独立,脱离法国殖民。
        帕特里克•扎克曼:不,完全没关系。我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但她从不和我们说过去的事情,阿尔及利亚的故事啊什么的,都不和我们讲。

        满异:你对那些故事也不感兴趣吗?
        帕特里克•扎克曼:我对那些故事不太感兴趣,但是我对那种沉默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受到的迫害,并不是我妈妈阿尔及利亚这边的,而是我爸爸犹太那边的。我爷爷遭受了纳粹的迫害,是因为我们的犹太人身份。而且我妈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就迁到法国了,所以那段时间的战乱对她没什么影响。她移民到法国也不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帕特里克-扎克曼:寻找“中国的身份”
帕特里克-扎克曼拍摄于中国的作品《城市的伪装》      版权/ Patrick Zachmann(帕特里克-扎克曼)

        满异:在这个系列开始时,你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犹太人还是法国人?”,作品完成以后,你找到答案了吗?
        帕特里克•扎克曼:当我完成那本书以后,心里感觉舒服多了,然而问题仍未解决。尽管如此,我已经找到了平衡,在犹太人和法国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平衡。后来,随着时间逝去,我也慢慢变老,世界格局也在不断变化着。 二战是犹太人最悲惨的一段历史,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反犹主义再也不会盛行了,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然而我们错了。多年以后,这股浪潮卷土重来,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新纳粹”,可是,其实他们对于现在的犹太人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我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阿拉伯地区。 因为他们不是以单个个体构成威胁,而是以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构成联合战线,在国际社会上占有强势地位,公开反犹。更有甚者,就是恐怖主义。我能感觉到,在多数穆斯林国家都发生着反犹主义运动。你知道,起因就是巴以冲突。地球上的冲突多了去,比如俄罗斯和东欧周边国家之间,这是我随便举个例子。但是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不同,这里争斗的核心问题是种族仇恨。 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冲突构成种族歧视,让二战时期在犹太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又刺痛,我极度失望,痛苦与恐惧交加。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经历了无数次的社会动荡之后,我现在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我是一个犹太人。当然我的生活方式是法国的,我的家庭、朋友都在法国,日常生活在那儿,但不是所有东西。尽管我习惯法国的饮食,法国的语言,法国的地理,我喜欢法国,但不是所有法国人。我没办法喜欢上目前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不仅法国了,整个欧洲,以及阿拉伯半岛,后者是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因此我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当你受到攻击或威胁时,你就能找回自我了,懂我的意思吧?其实我并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我能够保持平衡,然而一轮又一轮反犹主义事件的发生,让你觉得没办法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让你回到自己的根,回到你的历史,回到犹太人的民族性。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满异:你知道,大多数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
        帕特里克•扎克曼:对,极端份子是少数,大部分穆斯林还是保持中立和理性的。

       满异:因此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对于散落在不同国家的穆斯林,说不定也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比如,非常巧合的,我跟我的同事都是生活在中国的穆斯林。
        帕特里克•扎克曼:不会吧……我也有很多穆斯林朋友。像刚刚给你看的那张照片里,马赛郊区的阿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善良真挚。没错,在法国的大部分穆斯林,也都很怕那些极端份子。然而悲剧的是,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巴以冲突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是出生在法国的,跟巴勒斯坦根本没有关系,但迫于极端份子的压力,也跟着反犹,这令我苦恼。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关心巴勒斯坦……我想那是另一种形式上的“Propaganda(政治宣传)”,是舆论压力造成的仇恨空想。我跟他们聊过这个事,“你有家人在巴勒斯坦吗?”“没啊。”“你去过那儿?”“没去过啊。”你明白吗?你至少应该知道一点发生在那的事情,至少有一点沾边儿,你再来恨我们嘛。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无厘头,他就听别人说要恨我们,就群起而攻之。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也在遭受一定程度上的苦难,那些国家的妇女完全没有社会地位,这很可怕,这些他们都不关心,就在乎巴勒斯坦,这是一种固执和沉溺的情绪。 少数极端份子就像一支足球队,不幸的是有很多人为他们欢呼叫好,这是令人悲伤的。
        正如你所说,我认为穆斯林朋友们也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关于古老的伊斯兰文化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伊斯兰文化历史悠久,在西方话语权占主导的现代世界面前,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正处在困惑自己身份的时期。我的家庭并不是那种传统的犹太教家庭,可以说完全不传统,唯一保留的跟犹太民族性有关的,是关于我爷爷在集中营遭迫害的悲伤记忆。我爸爸有时会说一些关于犹太人的古老笑话,他会说意第绪语(编者注:属于日耳曼语族。全球大约有三百万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还是犹太人),但平时从不说,只有在跟一些传统犹太家庭交往时他才说一点。平时我们家就跟普通的法国家庭没什么区别,这点和中国大城市的穆斯林情况很像,不同的是我们在近代历史上有更加苦难和悲情的记忆,这令我开始最早的摄影系列。

        满异:你为什么选择了摄影,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文学或其它方式?
        帕特里克•扎克曼:我之前说起过,我家里没有照片,没有任何封存记忆的真实影像,关于我的家族,我没有任何记忆。 我开始摄影,是源于记忆的缺失,也是源于照片的遗失。这些遗失的照片,正是我一辈子想找回来的。 现在我家里有好多本相册,我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好的和不好的,我都会挑一些收集起来。

        满异:是的,之后你的摄影进入更广阔的世界,而之前的部分,关于你的个人记忆和种族记忆的部分,你认为已经收集全了吗?也就是说,遗失的那些照片,都已经找回了吗?
        帕特里克•扎克曼:每次我认为已经找回了,就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尽管如此,关于这个命题我觉得我可以就此放手了,我说了我该说的,找到了我想找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找到了平和,不管是对待过去、面对下一代,还是说对待摄影,我都能够平静下来了。就像我的每本书,每部电影短片,我觉得是完成了,结束了。然而实际上,永远没有尽头。

        关于帕特里克-扎克曼:

        帕特里克-扎克曼,1955年出生在法国,1977年开始从事摄影,1985年加入玛格南,并在1990年成为玛格南的全职摄影师。1996-1997年任玛格南副社长。帕特里克•扎克曼曾作为自由摄影师,为众多国际知名通讯社拍摄新闻图片。他喜爱用黑白照片进行电影方式的摄影创作,他的作品涉及黑手党、法国犹太人、曼谷卖淫和艾滋病等报道,近年来他开始尝试彩色照片的拍摄。他的作品曾获得法国尼埃普斯摄影奖(198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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