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毅：被战争折断翅膀的《飞鹰》杂志

　　抗战之前，上海出版的摄影刊物有：《柯达商报》、《柯达画报》、《摄影画报》、《天鹏》、《柯达杂志》、《中华摄影杂志》、《晨风》、《长虹》、《华昌影刊》、《飞鹰》等等，在这些刊物中，属《飞鹰》出版的时间最晚，刊行的时间也不长，但它后来者居上，一跃成为国内摄影出版物的佼佼者，究其原因，一、上海冠龙照相材料总行勇于出资兴办，二、得益于三名在校大学生出色的编辑才干，二者缺一不可。

杂志封面

杂志内页

　　二次北伐后，我国实现了形式的统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摄影器材行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上海柯达公司、莱卡中国总代理兴华洋行、康泰时中国总代理礼和洋行、禄来中国总代理美最时洋行、福伦达中国总代理先灵洋行、爱克山太中国总代理百部洋行、爱克发洋行、伊尔福洋行等，国外的洋行在上海聚齐，国内的照相材料行也比比皆是。这些商家为了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商文并举，国外的商家自然不必多说，就拿国内商家为例，益昌照相材料行出资创办了《长虹》杂志，还出版了一本《达齐摄影书信》;华昌照相器材总行创办了《晨风》杂志，还出版了一本《晨风选集》。上海照材行业的龙头老大冠龙照相材料总行，虽在南京、汉口、杭州、北平都设有分号，但在商业文化方面，远远不及益昌和华昌，冠龙老板也想迎头赶上。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叫鹰社的摄影组织非常有名，这里活跃一批大学生摄影爱好者，其中同济大学的学生金石声、大夏大学的学生蒋炳南和冯四知是鹰社的骨干成员，他们三个人的摄影作品经常通过鹰社发表，冠龙老板早有耳闻。1936年年底，冠龙老板把三位大学生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小坐，然后请他们到杏花楼吃饭，席间冠龙老板与三位大学生共同商讨创办摄影杂志之事。大家边吃边谈，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冠龙在全国属于专业的照相器材行，所办刊物也要突出其专业性;既然冠龙聘我们三人为编辑，我们又为鹰社的社员，鹰社的一些思路要带到刊物中来，冠龙不要过多地干预编辑工作;为了向读者介绍新品相机的使用方法，推介暗房特技知识，冠龙经营的新品相机编辑可以首先试用，冠龙的暗室兼做编辑部的暗室;为了配合社会上的浪潮，本刊不代理日商广告。
 

杂志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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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由冠龙出资创办的《飞鹰》摄影杂志创刊，刊名取“云程万里，一飞冲天”之意，“飞鹰”二字由大书法家于右任题签，封面作品“任重道远”由杂志编辑蒋炳南拍摄，该作品的名称一语双关，预示着《飞鹰》承载着广大摄影者的重任，道路远大。在发刊词上，编者感慨欧美的照相机工业的发展之迅猛，十年前的日本，在摄影器材方面还仰仗于欧美，近几年来情况大有改变，简易的摄影器材可以自制，感光材料已经能过自给自足，而我国在摄影器材方面则完全依赖于欧美等国。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编辑，热切期望着民族的照相机工业和民族的感光材料制造业迅速崛起。发刊词最后写道：“本刊内容务求艺术大众化，并极欢迎有价值的文字和意味深长之照片，我们选择的标准，不以作家之名定取舍。”

　　《飞鹰》每期刊登摄影作品约20幅，不同题材的作品，套印浅黄、浅兰或浅绿的单色，以增添其作品的艺术效果。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每页一幅绝不多赘，对此很多影友提出异议，希望在每一页上多刊登些作品，编者除作必要的解释外，仍坚持办刊原则。编者对于摄影作品的要求极高，本地及外地摄影者的作品他们都要认真筛选，实在挑不出好片子，又要急着编辑下一期杂志，编辑们只好坐着老板的福特牌轿车到静山摄影室挑片子，所以说郎静山的作品刊登的最多，我认真地数了一下，杂志前后一共选用了郎静山的作品18幅。上世纪30年代，欧美等国已经冷僻下来的画意摄影，在我国还在持续升温，再有1927年出版的《半农谈影》一书，大肆鼓吹写意摄影，我国的大写意摄影与外国的印象派摄影又有相似之处，一种带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海派摄影在上海兴起。海派摄影兼容并蓄，它先吸纳了国外的画意摄影和印象派摄影，后又与国内的写意摄影相融合。海派摄影强调作品的意境和外在美，作品要虚实相结合，大写意的作品有意识虚的一塌糊涂，以此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海派摄影引领着中国摄影，换句话说，海派摄影就是中国摄影的缩影。《飞鹰》前前后后一共选登了400幅摄影作品，张张都是海派摄影的杰作，以吴中行拍摄的“晓雾”、“日寒秋竹影”为典型。

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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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鹰》是培育摄影家的摇篮，司徒怀(沙飞)、胡澜生、吴中行、卢施福、刘旭沧、王劳生、魏南昌、扬子颐、杨钧等一大批摄影者，在杂志上展示自己的作品，久而久之，读者越来越认可他们，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摄影家。与此同时，三位编者由于有编辑《飞鹰》的情缘，从此与摄影结伴，金石声1956年任中国摄影家学会常务理事，1957年任中国摄影家学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冯四知1956年任中国摄影学会理事，1962年任中国摄影家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蒋炳南抗战后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下属中央电影一厂的编辑，由于这段特殊经历，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三位编者同与《飞鹰》结缘，前两位受益终身，只有蒋炳南命运不济，成也《飞鹰》、败也《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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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鹰》几乎每一期都会给漫画作品留出一整页位置，叶浅予、丁深、陈孝祚、杨嘉昌、高龙生的漫画作品丰富了杂志内容。叶浅予既是画家又是摄影家，所以他的漫画特别贴近摄影，“标准摄影家游北平”讽刺了唯器材论的摄影家，照片拍的不咋地，但摄影器材全部是最高档的，这些爱摆派头摄影家时至今日仍到处可见;“王盛摄影个展” 幽默、诙谐地讽刺了一些摄影家的浮躁心态，刚拍了两年照片，就心急火燎想办个展，以显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幅漫画作品对当今摄影界的个别人，仍有警醒作用。

　　《飞鹰》主要刊登技术方面文章， “天然原色摄影”、“赤外线摄影”、“小镜箱的特性与功效”、“照片摄法索引”等等，还有一些是翻译国外技术方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照片摄法索引”每期都有，它是介绍作者拍片时所使用的相机品牌、镜头焦距、底片品牌、拍摄时间及光圈速度，读者可以根据索引的相关数据，进一步了解作者在拍片时的情景，后来“照片摄法索引”被《中国摄影》杂志引用。《飞鹰》也有几篇理论性的文章，王洁之撰写的“绘画与摄影”、王劳生撰写的“美术摄影的意义”、张印泉撰写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总体上讲，数量不多。在1937年6月第18期《飞鹰》上，有一篇 “摄影在现阶段之任务”的理论性文章，作者已经嗅到了战争的血腥味，他用“须提”的笔名，意思是：必须大声提出：“在东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日益凶险，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现阶段上，就决计再不应该采取那样太偏重于形式的题材，有意无意的去帮助了前进的阻力。我们亟宜针对着前面的现实，尽我们摄影研究者的所有的力量，为民族的自主和解放，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努力。”这篇文章如同一块大顽石投在平静的影坛，水花溅到摄影者的脸上和身上，他们如梦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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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鹰》的编者言，主要谈当下的摄影动态，以及摄影技术方面问题，预告下一期的内容和本期的导读。编者时常感叹我国民族工业的落后，殷切地盼望有志者研究五年、十年，最终制造出国产的照相机。编者一腔热血，实际上，我们的国力很弱，民族工业只能在工业列强的夹缝求生存，民族的照相机工业真正打翻身仗，那还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飞鹰》的封二、封四为固定的广告页，一般情况封三上半部是投稿简则，下半部是编辑页，如果遇到大量的广告，投稿简则和编辑页只能前移给广告让路;广告页只刊登国外洋行和冠龙的广告，凡国内商行在业务上与冠龙冲突的广告一律不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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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鹰》从1936年1月创刊，发行到1937年7月停刊，前后一共发行了19期，第20期杂志在上海文华印刷厂印制过程中，“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尚未装订成册的杂志，毁于日寇的炮火。

　　据资料显示，在冠龙总行楼上，有一间高不足2米，面积只有8平米的小阁楼，阁楼里面有三张办公桌，一张桌放满相机零部件的是冠龙相机修理部，另一张桌放满账本的是冠龙财务部，还有一张桌就是《飞鹰》编辑部了。三位大学生编者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编辑这份杂志，大家在一起编到第五期，暑假来临，蒋炳南、冯四知毕业离校，冯四知去南京工作，蒋炳南做了专职编辑，金石声仍利用周六和周日参加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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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前夕，《飞鹰》从冠龙的8平米小阁楼上起飞，翱翔在黄浦江上空，落脚在祖国各地(不包括东三省)，每月印制三千余册，均无剩余，最远还销售到东南亚一带。“八一三”，让国人难忘的“八一三”，《飞鹰》的翅膀被日军的炮火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