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总被无情恼：农耕时代见证者阮义忠

  采访手记：向晚，一只啄木鸟在三影堂的庭院里闲闲踱步，阮义忠打石径上走过，衣襟当风，惊得那鸟扑棱了两下翅膀，待风过，又安稳地啄起食。似乎鸟也明白，这老者身上的王者之气，终归是没有侵略性的。这般意气风发的阮义忠，与我在其他场合见到的他有些不同，作为活动嘉宾的他总是挂着亲和的微笑，但那似乎也是一种客气的距离，我感觉他并不真正融入那些盛大的场合。此刻的他胸襟微张，施施然带一点快哉气，直到进入三影堂图书馆大家坐定下来，他的兴奋状态依旧保持着。这兴奋来自一下午的暗房教学，那里是他的绝对领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访谈进行的十分顺畅，老先生快人快语，半个小时把我们愉快地打发走，至于他，还要继续回到暗房，享受一个摄影劳作中的美好黄昏。

  陈丹青说他是一个单独行进的人，他说，我只是专注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台北文艺圈正红火热闹之际，这个宜兰乡下来的青年挎着小巧的35mm相机，踽踽独行在台湾的乡野，拍下他心中最具诗意与温情的台湾民间。之后，他又以万丈雄心放眼国际，面向华人摄影圈系统介绍国际摄影大师和崭露头角的摄影新锐，继而又创办《摄影家》杂志，推进了一大批中国本土摄影家走入西方人的视野。他的著作及杂志传到大陆之后，影响了一代摄影人。如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大陆密集开展摄影教学工作的阮义忠说，以前摄影对我来说只是艺术而已，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能够透过摄影传达做人做事的道理。下一步，我的计划是成立阮义忠人文摄影奖。

  按理说，应该多谈谈老先生的作品，可是真人太有个性，绕开人物性灵来谈作品，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老先生就像一位稳稳操纵着人生之舵的老船长，胆识、魄力、行动力兼而有之，透着一点子并不掩饰的自负。我想，他是一个可以不受时代干扰，活出自己小世界的人物。

  在上个世纪末阮义忠闷声做事，与大小圈子绝缘，也就避免了种种无谓的分心。他说：“我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全力以赴做事情，没有时间应酬，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台北的文化圈怎么发展，因为文化圈永远在都市，所谓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这两年老先生在大陆活跃度偏高，倒引来些许非议，我不想评论是非，只是觉得老天爷很公平，年轻时候避开的人生功课，老了一定给你找补回来。一顶“中国摄影教父”的冠冕，带给老先生江湖地位和关注度的同时，也带给他来自外界的更多质疑。
 

  台湾学者郭力昕曾用“告别不了的'滥情主义'”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批判。我注意到其中有几个关键词，“乡愿”，“温情”、“耽溺的视觉趣味”、“农乡vs都市之善恶二分立”。这是一篇严肃深刻，充满理性与思辨光辉的评论文章，一气读完颇受启发。但是我又好奇，有多少读者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将阮义忠的作品打入冷宫？应该，凤毛麟角吧。理论批评和大众的审美及情感需求，终究是两码事。前者高屋建瓴，站在思想先锋的高度进行深层反思与批判，作者的“责之切”，亦是某种程度上的“爱之深”，若是人云亦云，说明作者对评论对象压根没有提起兴趣。我赞赏这篇文章提供的观看角度及思想深度，但是直觉里我又坚信，阮义忠的作品并非只有“肤浅的温情”和“耽溺的审美趣味”这么简单，须知民众从来都不是容易糊弄的，没有内涵支撑的图式，很快会被大众厌倦并抛弃。如今三、四十过去了，阮义忠的作品并未秋扇见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