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大师展作品抢先看

　　马丁•帕尔作品展

　　马丁•帕尔活跃于摄影界，通过作品对现代生活进行着批判。他是一位摄影师、策展人，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摄影书籍收藏家，曾与盖瑞•巴杰合著《摄影书的历史》的第一、二、三卷，也为其他摄影书相关项目撰稿、策划及顾问，其中包括《拉美相簿》。他曾出版过超过二十五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其摄影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洛杉矶盖蒂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东京都庭园艺术博物馆，以及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帕尔现任玛格南国际图片社主席。

选自《贝尼多姆》，贝尼多姆，西班牙，1997

选自《小世界》比萨，意大利，1990年

选自《小世界》贝尔加马卫城，雅典，希腊，1990年 

选自《常识》，1995年－99年，霍恩卡斯尔，林肯郡，英格兰

选自《最后的度假胜地》，1983-85年，新布赖顿，英格兰

　　瓦尔特·博萨特的中国 ——长久而中立的西方凝视

　　撰文/段煜婷：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已有的历史文献和视觉文本里，已经有一些大致的样貌可以勾勒，依靠那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文人骚客留下的文字，我们也可依稀窥见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代或颠沛流离、或风华绝代的历史瞬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量应景的回顾作品出来，艺术工作者们甚至也能通过想像构筑出无数的历史画面，聊以慰籍那些对三十年代的热切怀想。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本来值得记取的珍贵史实，却常常因沾染政治的气味而扭曲，让原本在我们的视觉记忆中本就不甚清晰的历史画面更加模糊。

　　上世纪三十年代，摄影术发明接近100年，西方人已经开始依赖这种新发明所带来的观看方式，《生活》杂志开始风靡世界，而尚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相机作为一种稀罕物还只是富有和特权阶层的玩物，摄影也远远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看社会的语言方式，这也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时期或更早期中国的照片大部分出自西方人之手的原因。
这些西方观看者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进入中国，有传教士、有外交官、有侵略者、有间谍、有商人、有记者、也有职业摄影家。

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在他们黄土地上建的房子里，北京附近，1933年

　　1860年代，在西方浪漫主义末期的余声中，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殖民者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也是第一个摄影的观看者是著名的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Beato），他在中国停留了两年，留下了四百张左右的玻璃版照片。除了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愚昧、荒蛮”的记录，他也留下了无数自然风光、古寺、老纳、异域风情等带有19世纪末西方浪漫主义明显特征的照片。

　　1863年至1888年间，又一个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来到上海，开设了“森泰照相馆”，他用手工着色与摆拍的方式导演制作了从贩夫走卒到达官显贵各色人物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充满了造型感和舞台戏剧的色彩，成为利于销售的具有异域审美意义的照片，但由于过于随意地摆拍，这些照片中所反映的中国却带有过于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清理中的佛像，热河，满洲里，1934年

　　十年后，同样是英国人的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汤姆逊驻留中国的时长与费利斯·比托差不多，但是他显然比比托更为勤奋，他拍摄了近1200张湿版照片，出版了5本关于中国的书，可以说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比较深入的观看（在约翰·汤姆逊的照片中甚至连广东清远这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都有涉猎）。

坐在黄包车里的母子接过一个手提袋，中国，1930年

　　可以说那个时代对中国最为客观的记录者是随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詹姆斯·利卡尔顿，“他客观地记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暴行和破坏，众多西方摄影师中，只有他站在不同的角度，相对公允、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和以八国联军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王保国）

　　1924年，肩负着美国农业部植物物种采集任务的约瑟夫·洛克来到云南大理和丽江地区，除了完成采集物种的“某种工作”外，他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山峡谷、古老异域风情的探险照片引起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极大热情，随即被邀请担任《国家地理》的特邀摄影师为其拍摄云南地区长达十一年之久，这种对异域文化的消费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东巴文化”得以妥善研究和保护。

游击队训练营里的女兵，中国，1938年

　　1931年，也是民国政府第二十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9 18事变”的爆发使得东北三省在四个月内快速沦陷，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格局。这一年，作为为多家欧洲媒体供稿的独立记者、瑞士人瓦尔特·博萨特来到了中国，他刚刚在前一年拍摄报道印度的抗英独立以及非暴力不合作领袖圣雄甘地的报道中受到全世界瞩目，又参与了乘飞机成功拍摄北极并再度引起了热烈反响。而探险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显然古老的东方再次吸引了他的主要注意力，于是，在接下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中，他在中国定居了下来。由于良好的视觉训练和人文素养，使得他的照片气质迥异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外国观看者；凭着记者敏锐的嗅觉和长袖擅舞的沟通能力，他的社交面极为广泛，上到国民政府第一家庭、达官显贵、文化名流，下到平民走卒，他的照片内容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人文风俗、文化等多个层面，除了比较全面地深入到中国内部，不仅重要城市甚至小到以乡绅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调查样本，还远涉偏僻的蒙古、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但是时代的使命使然，博萨特的目光最终大量地聚集在了那个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变迁和风起云涌的区域战争上。来自中立国的身份给予他极大的便利，他迅速地意识到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他尽全力去达了延安采访，成为历史上进入延安的第一个欧洲记者，为此，他的好友被誉为战地摄影标志性大师的罗伯特·卡帕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只好万般无奈的离去。最终他不仅拍摄到了红区的照片，还拍摄到了毛泽东的录像，其刊发在《生活》杂志上的报道，成为在艾德加·斯诺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第二次向世界介绍延安红色政权的报道，并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共产党在塘沽战役之后是如何参加抗战救亡运动的。另一方面，他更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深入到日本侵华军队的铁蹄之中，记载了日本侵华血腥历史的第一现场。

宋美龄驾驶着美国提供的救护车，中国，1939年9月

　　在苏黎士旁清凉的小城温特图尔的数日里，每日面对着博萨特留下的数千张135底片，触摸着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明黄色、宝蓝色中国锦缎装帧的私人相薄，端详着一张张从时间长河中飞来的带着主人公墨迹的照片：宋美龄、毛泽东、冯玉祥、吴佩孚、龙云（云南省主席）、林徽因、容龄（末代公主）……晃如抚摸着三十年代水深火热的历史。历史的书写不需要温情，却无法容忍掌握书写者的偏见，视觉呈现的历史亦然。在落后的近代中国没有自身的视觉书写历史的现实之下，对于西方的观察者，我们无法奢望其观察不带有任何天然具有的偏见，我们只能带着甄别的眼光去发现和梳理那些真正具有客观性的视觉历史。

路障，上海，1932年

士兵们在休息时间玩着游戏，中国， 1938年

　　纵观上述西方人观看中国的历史，能发现真正具有客观价值的视觉文献其难度极大。稍感欣慰的是瓦尔特·博萨特留下的这些在数量上蔚为可观的中国照片，同时也是我所知道的西方摄影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东方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目光的照片，无论博萨特在拍下这些照片的时候是否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从照片本身来讲已经是我看到的众多西方人拍摄的中国中，最让人舒服的照片了。但愿今后，我们能靠自己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