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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速写 | 靠近死亡的83天

0 2018-04-08 10:40:31 蜂鸟网   作者:鲁豫有约、高磊   责编:谭佩里 [转载]

  加沙,一个总面积约为365平方公里,居民总数在2015年超过220万人的地方;一个先后被英国、埃及、以色列统治过的地方;一个被战争不断蹂躏,不断上演人间悲剧的地方。在2005年之前,整整38年,这个地方都被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导弹袭击和机枪扫射随时发生。去那里的人,应该也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危险随处可见,危险每时每刻都伴随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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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互相仇视的世界里,保持理智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持他们的主义,包括献出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群人奔赴这个并不平静的危险地带,他们目睹死亡,背负恐惧,面临威胁,用镜头记录了一场场人类的悲剧。

·生死状

  高磊在加沙住所的门口处有一条公路,他每天出门时,都要对着公路拍一张照片,因为他不知道今天晚上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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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2月9日,他以自由摄影师身份赴加沙拍摄。去之前,一位做过战地记者的老师对他说:“The war is nasty.”他告诉高磊,“你在加沙,谁都可以打你,你处于中间,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些攻击来自天空,比如‘阿帕奇’,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等你一旦意识到它离你很近时,你就已经死了。”

  以色列人会从“阿帕奇”上扔下20多公分长的导弹,对地面上的一个人或一辆车进行精准攻击,他们把这个叫做“定点清除”。当直升机在你头顶上发射导弹时,金属流会分散到四面八方,被它盯上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

  救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靠运气。多做好事,祈祷上帝会眷顾你。

  高磊去的那段时间,正是以色列“定点清除”最激烈的时候。在加沙,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以及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都在上空盘旋,以导弹袭击为主要手段的“定点清除”随时随地发生。夜晚,停电片刻之后,便有爆炸声呼啸而至。此时的加沙,正是一个充满了死亡和恐惧气息的人间地狱。

  地狱门外,一批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正排队等着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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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磊拿到签证后,一个平日里和颜悦色的白胡子老翁突然板起脸,很严肃地对他说:“年轻人,我告诉你一句话,我们的士兵没有幽默感,他们会朝你开枪。” 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会朝你开枪。”

  可是无论对方说什么,都动摇不了高磊要去加沙的决心。

  早前,他已经在蒙巴纳斯的一个电话亭,给太太打好招呼,说自己只是去旅游,去以色列看一看老城,看一看哭墙,那里非常安全。他还说自己已经买到了保险,事实上他已经被所有保险公司都拒绝了一遍。但为了不让太太担心,他还是撒了谎。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高磊把电话挂断后,突然滋生出一种罪恶感。

  很多人知道他要去加沙后,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那儿?

  在去加沙之前,高磊已经在巴黎一所摄影专业研究机构学习了四年,拍了一堆令摄影爱好者赞叹不已的照片。他在巴黎桥头拍摄天空中盘旋的海鸥,在街头或是工作室拍摄千姿百态的美女。旁人实在理解不了,好好舒服日子不过,干嘛非要去那种地方找罪受。

  “我想自己亲眼去看一看,在战争状态之下,在一种极端环境之下,人会变成什么样。同时也想看看,我在那种情况之下,会是什么样。”

  他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进加沙之前,所有人需要跟以色列国防军签订一份2页的免责声明,大意是说如果你在加沙出事,以色列国防军不对此负责。

  说白了,就是一份“生死状”。高磊签完后进入加沙,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与这些家伙再无任何关系。

·周轶君来了

  加沙检查站旁的公路被一些巨大混凝土块阻隔住,从那里开车过来必须要走“S”形,不可能直接冲。但高磊进入加沙时,大老远就看见一辆大型三菱吉普车朝自己的方向“冲”过来,一路没踩刹车,搅得满天都是灰尘。他当时心想,“这人开车怎么这样,如果是在北京,可能早被吊销驾照了。”

  周轶君来了。

  这个中方派来接他的人,正是新华社驻加沙的女记者周轶君,在加沙住了两年,非常有名。她见到高磊以后,并没有跟他打招呼,而是手一挥,“行李放车上”,然后开始跟警察打起招呼来。高磊一看,这家伙很大牌啊,便不吭声,把东西放到车上,跟着周轶君上了车。

  一路上,闯红灯,逆行,超速,不把警察放眼里,不把群众当回事,乱停车,也就短短半小时内,眼前这个叫周轶君的女人就把他这么多年想干却一直没敢干的事儿全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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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开车时,周轶君跟他说,“送你一样东西。”高磊收到一个垃圾袋似的包,上面积了一层灰,打开后,里面有一巻手纸,一瓶水,一块肥皂,那是周轶君送给他的礼物。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常人不会这么送东西。“手纸,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嘛。”周轶君很不屑地跟高磊说了一句话:“没来过加沙吧,不了解阿拉伯吧。”

  她告诉高磊,阿拉伯人上厕所不用手纸,只用一个小的水龙头,你如果不知道这事上厕所就会很难堪,手纸就是派这个用场;送一瓶水,是因为加沙很多瓶装水不能饮用,你对环境不熟悉,不会讲阿拉伯语,来了以后担心会买不到水;还有,加沙环境比较恶劣,出去一趟回来后浑身都是土,需要洗澡,给你一块肥皂,就是这样。

  非常实在的礼物。

  周轶君还为高磊租了一栋300多平米的海景房,两面窗户打开,对面就是地中海,但海景房里面空空荡荡,除了一张床,一无所有。

  事后,周轶君回忆起这次见面,说出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她之前看到过一些摄影师或记者,过来就是为了晃一圈,显摆自己经历了生与死,所以当她接到高磊电话知道他要来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又来了一个。”

  在她心里,高磊与那些记者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过来晃两圈儿,走掉,沽名钓誉而已。所以她对他并不是太热情,高磊也能感觉到周轶君对自己有一种抵触。直到几次合作以后,周轶君才发现,高磊的工作方式跟别人确实不太一样,这是真正可以在战场上背靠背,做战友的人。

·人肉炸弹

  “一个从和平地区到一个战争地区的人,一下听到枪声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006年,高磊做客《鲁豫有约》,面对鲁豫抛出的这个问题时,他答道:“兴奋。我终于来了。我想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我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条好汉,我会不会被吓趴下。”

  高磊在加沙时,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回到住所后就把当天没拍完的胶卷拿出来,再把一个新的胶卷放到相机第一个格子里,以便能够随时拍摄。他几乎24小时把相机带在身旁,睡觉时不脱鞋,衣服只脱一件外套,裤子永远都穿着,以便随时可以抓起相机就往外跑。

  他在加沙待了三个月,天天状态如此,睡觉时相机放在旁边,就像战士不能离开自己的枪一样,一有事情会第一个冲出门,随时准备去拍摄,也随时准备面对危险。

  高磊和周轶君所在之处,已经被战争与仇恨的乌云紧紧笼罩着,随时都可能面对以色列空军的“定点清除”,也随时都可能面对自杀爆炸者的“报复”。

  以色列军队重点打击目标是哈马斯。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激进组织,以消灭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高磊和周轶君曾经近距离拍摄过以色列的武装坦克和哈马斯之间的对峙场面。

  他也曾经拍过一个小孩子,身上装着炸弹,手上就是开关,随时都可能爆炸。但他觉得这种事情已经没那么“恐怖”,“因为你发现危险在你面前,也知道危险从哪里来的时候,你不会害怕。”

  在加沙这段日子,高磊每天都能见到死亡,就像每天早上起来后去买一碗豆浆那么平常。他看到过在加沙的孩子,上一秒还活蹦乱跳,下一秒就在他面前死掉。其中最多一天死掉十几个孩子,一个一个被子弹击中,然后没有了声音。

  在高磊拍摄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在2004年1月29号拍摄的自杀爆炸者的一家,那张照片是在爆炸之后拍摄的,当时这家人的房子已经被推倒,照片中,所有人的表情都看不到一丝难过,反而非常自豪。尤其是画面里冲在最前面的小女孩,她对着镜头,笑靥如花。她是自杀爆炸者的妹妹。她觉得哥哥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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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生不如死,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一切,他们总认为死了以后就会上天堂,死了以后要比活着时候更幸福。但同时,他们的心里也装着仇恨,年幼的孩子长大以后很有可能在仇恨驱使下,产生一种巨大复仇心理,成为下一个拉炸弹的人。

  高磊就见证过这样的仇恨报复。

  复仇者是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女自杀爆炸者,她是一个律师,受过高等教育,很漂亮。她的男朋友当时被以色列人打死后,死在了她的怀里。高磊跟周轶君去过她们家,在她们家墙上挂满了烈士照,她的弟弟、哥哥、男朋友都是死在以色列人手上。那天,她很平静地去海法的马克西姆餐厅,陪一个朋友吃完饭,买单,叫朋友先走,说自己还有点事,等朋友出去后,她在里面按响了炸弹。

  杀戮面前,没有正义。高磊在来加沙前搜集过一些死于自杀爆炸中的以色列人死者肖像照,在近两百张的照片里,年龄最小的死者仅有11个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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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炸死”应该算是加沙地区最常见的一种死法。

  2004年3月22日,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遇刺,现场布满了他的尸体碎片。在以色列军方暗杀亚辛后,兰提西于2004年3月23日晚接任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同年4月18日也遭以军导弹暗杀身亡。

  高磊从加沙回国后,不能吃烤肉。那种机油混杂着烤肉的味道,总会很明确地把他带回到在加沙时经历的人体被炸碎时的场景,当时空气中掺杂着的正是这种人肉烤焦时的“香味”。

·旁观者

  2004年,一月到四月,高磊在加沙的83天,拍了上万张图片,他不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去的,但在他的镜头里却随处可见战争的影子。

  有一张照片是在耶路撒冷第二次公共汽车爆炸现场,一个犹太教徒志愿者为了要把人完整地下葬,在马路边上拿一个小铲子去拾被炸碎的人体碎片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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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张照片中的男孩子在上学途中不幸遇到了“定点清除”,右腿被炸断,左腿大量肌肉被撕裂,肋骨只剩下一根,半个头颅被削掉,胃也切除过,可他还是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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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张照片拍摄在亚辛遇刺以后,现场布满了亚辛的尸体碎片,数以千计愤怒的巴勒斯坦人高呼报仇。高磊当时站在运送亚辛灵柩的汽车顶上拍摄了那天的场面,在他的画面里,几乎半个加沙城的人都倾巢出动,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几十万人分布在任何一个角落和街道,把整个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在街道上点燃了轮胎,平时还是蓝天白云的加沙城被大量黑烟笼罩着,像极了雷雨欲来时的样子。

  后来高磊举办了一个名为《巴以》的主题摄影展,他写过这样一段感受:“八十三天,我是一个使用照相机的旁观者。照片无法告诉人们史实,可它用自己带有缺憾的语言告诉他们一个旁观者的愤怒、无奈、怜悯、绝望和希望。这些留下来的影像散射出来的情感是不确定的,甚至是矛盾的,是两种力量交锋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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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后遗症

  完成在加沙的拍摄后,高磊回到了巴黎。

  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发高烧到40多度,糊里糊涂过了一个多星期左右才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完以后就说“你回去吧”,高磊感到莫名其妙,对医生说“你不能就这么打发我了,起码得开点药吃吧。”医生告诉他不用吃药,并问他“哪回来的?”

  “加沙。”

  “那就对了,战地后遗症。”

  医生告诉他,在加沙时,身体所有防御系统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你可以不喝不睡,甚至可以不吃,都不会影响体能,受一点小伤也会很快愈合。但回到巴黎,身体的防御机能马上就获得了一个信息:安全了。于是开始休息。这时就会发高烧,需要将近一个月时间来恢复。

  高磊花了15到20天恢复,但身体的问题虽然好了,心理的问题却还在等着他。

  他在2005年初第一次到北京时,只要一听到“滴滴声”,哪怕只是潜意识里听到这种声音,都会有过激反应。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过十字路口遇上红灯,等灯时听到了“滴滴滴”的声音,他突然扒开人群准备跳窗户,最后被乘客抓住了,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这里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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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心理上所受到的影响。在他录制《鲁豫有约》时,距离他从加沙回来已经过去快三年。

  那期节目最后,鲁豫说:“我觉得战争是最愚蠢的,最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就意味着所有政治家们都那么的无能,因为所有的政治斡旋都失败了以后,才最后诉诸武力,他们太笨了。”

  其实,每一个灾难制造者都有他“有所为”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信仰,为了宗教,为了理想,为了进步,为了反击,却极少见过有谁是因为在乎生命而“有所不为”。

  被枪杀的约翰·列侬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人都在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我们这里想说的只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卓别林也曾在电影《大独裁者》最后演讲时说道:“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善意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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