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万宁】杨抒怀作品：花王和他的国

    人物背景：

    郑文泰，祖籍福建，1945年8月出生于印尼，家中独子。父母在新加坡，家境富裕。1960年郑文泰回到祖国，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1964年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落户，生活了7年，后远赴香港深造，学习建筑和酒店管理。1992年，他放弃对殷实家业的继承，变卖资产，投资亿元，在28年前曾经生活过的兴隆营建了一座热带雨林原生态花园——兴隆热带花园。2009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2013年12月，获评中国“侨界杰出人物”。

    对话“热带花王”郑文泰

    杨抒怀：在接触摄影之后，我用几乎疯狂的方式泡图书馆、找书、借相机拍照、洗胶片，花了4年时间，我才知道我拿的这个工具应该记录一些时代的东西，于是我才选择了做摄影记者。您是要“重建一座原始森林”，那么，您花了多长时间才明确了自己的理想？

    郑文泰：我的这个想法，的确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初，我在香港学的是建筑，那时还不理解“建筑埋在森林里”这样一个概念。后来我去了堪培拉，发现这个澳洲的首都居然建在森林里。我惊讶于一个国家将环境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1990年，我到非洲，飞机下降到赛舌尔时，我被眼前的一片绿地震撼住了。成片成片的绿地延伸到了海岸，成为了绿岛。更让我吃惊的，还是当地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他们这个意识，让我感觉不好受。

    为什么不好受？我反问：究竟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究竟是要做一个自然资源的掠夺者，还是做一个保护者？这个概念在我内心碰撞得非常厉害。当你看到经济发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漫天的铲车、推土机，把绿色环境变成“大工地”，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如果现在不去保护，很多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么，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为什么不先去做呢？ 1992年，一次胃部大出血让我昏迷两天，清醒过来之后，我更加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出院之后，我就开始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杨抒怀：我学的是包装设计，就业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我选择了新闻摄影，考了一个远离家乡地市级报纸，家人是不理解的。在开始“重建一座原始森林”之后，你变卖了几乎所有的资产，这在我看来是非常疯狂的。家里人就没有反对的吗？

    郑文泰：反对是肯定的。当我说要做这个事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甚至认为我可能是在病了以后，脑子出了问题，才说这样的胡话。父母当然也很反对，因为他们眼中的我，曾是一个叛逆青年。可是，当他们来到海南看到我所干的事业之后，发现是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的事业，他们就觉得，只有支持的义务，再没有反对的道理。后来，在我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亲还寄钱来支持我。这让我很感动，也很受用。

    杨抒怀：那么，海南给了你什么承诺吗？

    郑文泰：那倒没有。这个要从我的经历说起。从小我的父母亲管教我很严，因为我性格“叛逆”，又向往自由，经常喜欢唱“我拿青春赌明天”。15岁时，我“离家出走”，到北京侨校学习中文。1964年我到兴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在这里我生活了7年。这7年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反而锻炼了我的个性。

    其次，海南有开放的眼界，很早就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可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各个层面对生态保护的认知很早就形成了，使我做事的条件更为成熟有利。政府将生态放在了很高的位置，让我感到我应该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

    另外来说，我们现在踩的这块土地，在过去并不是一块令人艳羡的地。过去是贫瘠的荒山荒土。要不是这样，早就被人看中了，拿走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相信这里是有发展潜力的，尽管当时连高速公路都没有。但你看这些最后肯定还是会有的，现在就有了嘛！

    杨抒怀：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作为记者接受的第一个拍摄任务：一个车祸现场，血流满地，令人作呕。这个画面一直让我很恐惧，恐惧死亡。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真实地面对死亡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让一块原本有些贫瘠的土地恢复成热带雨林，这21年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特别难的？

    郑文泰：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就是毁林可能只需要几分钟，造林却需要400年的时间。比如现在这片园子属于低海拔热带雨林。以前由于人类的需求和生存，不得已被砍掉了。我非常想保留住从山岭到大海边的这一片热带雨林，它可以弥补中国森林的一个空当，我想找回“丢失掉的雨林”。但是土地已经被破坏，要修复怎么来看都是巨大的工程，都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小方面开始，从一块块的小地方开始，一点点积累。我们花了3年，通过增肥等方式完成了土壤的修复，但不单是土壤修复就可以了，更重要的还有雨林物种丰富。热带雨林物种又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耗费的时间也将更长，我们还得去花时间找，去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进。

    杨抒怀：我今年31岁，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背着20公斤的设备穿梭在我所供职媒体的城市，但没觉得特别吃力。但是跟拍了您7天，我感觉体力跟不上了。您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子里工作，很少休息。您比我年长这么多，怎么做到的啊 ？

    郑文泰：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特别的感觉。兴隆热带花园建设了21年，但这些还只是起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已经68岁了，留给我的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我自己有一种紧迫感，不得不快马加鞭地去完成。

    杨抒怀：我原本在一家地市级的党报，后来觉得收入太低，跳槽到了省会的报纸。我们的生活都会因为经济的压力而做一些改变。您有压力么？

    郑文泰：压力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现在这里的旅游门票收费还不足，我自己现在用其他方面的工程建设的收入，来养这个热带花园。

    我也拒绝过很多商人来开发这里的愿望，我想，如果我开始把这里进行商业开发，肯定就对这里的生态有破坏，那样就违背了建这个园子的初衷，也会毁掉她。那我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杨抒怀：您今年68，快到古稀之年了，可您还在孜孜不倦地忙着。说句不中听的，您有没有想过，您不在了，园子该怎么办？

    郑文泰： 当初做这个项目时，我就已经清楚，我一辈子的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刚刚不是已经讲过了时间嘛，需要400年。我没那么长的命，终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的。

    我最开始拿着几千亩规划的大图纸来到兴隆时，人家认为我脑子“出了毛病”。直到2年后，大家才开始感觉到这片地方、这个园子飘了起来了，环境也开始好起来了。对当初“发疯”的疑虑就少了一些了。认同的人多了，“后来者”也会更多。我现在做的工作，像是在铺好路，我的“后来者”会和我一样，把这份事业好好地干下去。当然我也有过担心，“后来者”是不是能够像我一样，有这份心，甚至来说是否和我一样具有其他学科的经验（有建筑学经验，有生态学基础——记者注），能够一心扑在这个园子的恢复上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年，热带花园被纳入了“国家侨乡森林公园”，我不必担心土地被别人挖走去搞房地产了，哈哈！

    杨抒怀：我的老家在江西樟树，我在长沙买房扎根了，但父母还在老家。今年父亲病重，我在北京出差。那个时候我特别后悔自己离家太远，没有陪在老人家身边，算是不孝之一。那天我们一起在KTV，贾代腾飞给你点了一首《故乡的云》，我看您都把自己唱哭了。您大概也在想念家人吧？

    郑文泰：我确实想到了我的家人。我是在印尼出生的，父母都是印尼华人。我们的家业在新加坡。母亲在去世前，一直跟我说想回印尼看看，看看她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探望一起长大的玩伴和亲戚。后来，我们租了包机把母亲从新加坡接回了印尼。作为儿女，我们能够为母亲做的只有这些，但父母需要的可能不止这些。我在万宁做热带雨林的21年，很少回新加坡，也很少陪在他们身边。在我心里，对父母是有亏欠的。我想为了这个热带雨林，可能父母付出的，比我还多。

    .杨抒怀：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年纪越大，越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陪着。您老却一直单身，孤独吗?

    郑文泰：那要看怎么理解这个孤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登山的运动员不孤独吗？他们虽然很孤独，但是还是会有一大批人愿意去登山。因为在他们孤独的同时，还有更大一批人在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关注着他们的冲刺。我们关注生态，恢复生态，一样也是孤独的，但同样会有人关注我们的成长。

    我身边有这么一批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薪水很低。但是他们理解我，愿意和我一起工作。所以我应该不孤独吧。

杨抒怀
亚洲十佳先锋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湖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晨报周刊》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