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与反利用 照相馆与权贵关系之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本抑末的政策，历来经商者排位于“士农工商”之末。晚清和民国时期，照相业一般归入手工业或商业，并且，摄影又被认为是“技术之末”。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恤商、厚商”的思潮。照相业因为是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行当，对很多人来说，还带些神秘的色彩，如果照相馆经营规模很大，或者盖起小楼，普通民众对照相从业人员会高看一眼，甚至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世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过，相比早期照相业中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馆主或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果照相馆能够有机会为社会上的权势人物拍照，对很多照相馆来说，“实为感激无极矣”。

　　在没有专门官方摄影机构的年代，当朝权臣、显贵利用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进行自我宣传，或政治公关，照相馆则会不失时机地把权贵的肖像，作为本馆技术、实力，甚至社会地位的公关展示。照相馆和权贵之间，互相依靠，互相影响，从而上演了一场利用和反利用的交互大戏。中国第一个拍摄照片的权臣应当是大清朝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 年，耆英在澳门与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法国使团中的贸易代表于勒•埃及尔为耆英拍摄了银版肖像，耆英根据西方礼仪，把自己的“小照”分赠给外国官员，这也应当是中国权贵的肖像首次在中西交往中的外交应用。

李鸿章肖像
梁时泰， 蛋白纸基， 手工着色，22×28 厘米，1879 年5 月17 日。作者收藏。

　　晚清著名学者王韬，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3月13日《蘅华馆日记》中，描述了罗元佑在上海开设照相馆一事，那时的照相馆，已经知道利用权贵的肖像为自己装点门面：“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这里所说的桂、花二星使，系指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可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不但照相馆开始为清廷大臣拍摄肖像，并且权贵的照片已被照相馆作为商品广告陈列了。并且，很多照相馆也把销售权贵的照片作为自己照相馆扩大影响力，甚至营业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收藏了一张上海苏三兴照相馆印制的李鸿章的肖像，这张肖像，本是1870—1872年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拍摄，最后不知何因，变成了苏三兴堂而皇之的商品，可见照相馆对权贵影像追逐的迫切。

　　说起照相馆和晚清权贵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时泰照相馆。1870年前后，广东人梁时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泰照相馆。可能因为香港照相业的激烈竞争，1876年，梁时泰北上，来到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在1876年5月29日《申报》刊登的广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而情景逼真，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时泰还特别提到“倘蒙官商赐顾，价目格外公道”，梁时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确实不同于一般照相馆专门强调的商界、学界、工界，以及命妇、封君、名媛、淑女等顾客群，正是因为与官界大佬的良好关系，时泰照相馆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合影
梁时泰，银盐纸基，24×30 厘米，1879 年拍摄， 1894 年后印制。华辰2015 年春季拍卖会《影像》。

　　梁时泰成功拍摄李鸿章和格兰特的肖像，是时泰照相馆打开晚清权贵之门的第一步。1879年，携妻周游世界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访问，先到香港、上海，后来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时再访天津。格兰特的天津之行，是访问中国的重头戏，因为晚清重臣、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准备与格兰特多次会面。为了迎接格兰特的来访，直隶总督府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对通晓洋务的李中堂来说，照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能正是因为时泰照相馆在上海滩迅速建立起的声望，引起了直隶总督府的注意，邀梁时泰来到天津，准备拍摄格兰1879年5月17日（光绪五年岁次乙卯暮春闰三月念七日），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利用李鸿章的“下澣”假期，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可以说，这是为拍摄李鸿章与格兰特会晤进行的预热，这张肖像也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日后也成了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鸿章当作赠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梁时泰也颇具广告意识，在这幅印制多张并广泛销售的照片上，他还写上至少两种不同的款识，交代拍摄时间、地点，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照片上的时间‘光绪四年’应当为误记，因为己卯年和闰三月都在光绪五年，即1879年。

李鸿章肖像
约翰·汤姆逊，曾刊载于《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第四卷。此张照片为上海苏三兴照相馆印制，蛋白纸基，名片格式，1870—1872 年。作者收藏。

　　1879年5月27日，格兰特从上海到达天津。在天津，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鸿章的天津官邸，在欢迎格兰特招待会结束后，“二人坐下合影，李鸿章大人以此照纪念格兰特将军到访。”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吴楚公所”，李鸿章为格兰特来访举办的正式午宴上，“进餐时，摄影师也为我们拍摄了照片。总督与将军大人还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将军一侧有一欧洲人站立，总督一侧也有中方随从陪同。”关于这次午宴时梁时泰的摄影，当时《申报》报道中也有提及：“谈毕，主宾各尽欢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总统与爵相并坐中西，各员环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这里面还透露出“奏技者”，即摄影师的一个重要信息，梁时泰名科，时泰应当是他的字。

　　1879年，在梁时泰为李鸿章及格兰特拍摄照片时，从李鸿章个人肖像上的款识中“寓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来看，当时梁时泰的上海的照相馆似乎仍然在营业，他只是临时受邀来津拍摄。2014年EBAY 上拍卖过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贴有上海时泰照相馆的商标签即“在上海洋四马路”，可见照片是在上海时泰照相馆印制的。同样在2014年11 月25日，美国斯旺拍卖行（Swann Auction Galleries）也曾拍卖同样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上面有梁时泰在底片上的手书：上海，1879。所以，由此判断，1879年时，梁时泰的天津照相馆似乎还没有正式建立。不过，这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的成功拍摄，让梁时泰意识到了自己在天津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很快，他的经营重心迅速北移，在天津建立起了梁时泰照相馆。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的肖像，不仅成为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重要的销售商品，也成为梁时泰照相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七年之后，梁时泰在天津又有了一次和更高层权势人物结交的机会。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视天津、大沽及旅顺、烟台等处的北洋海防。在天津，已和直隶总督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梁时泰，又得到举荐，多日跟随醇亲王的视察，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建制、规模、官兵等情况的照片，并多次给醇亲王奕譞近距离拍照：“先是到水师营务处时，曾饬照相人梁时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马，船经新关并招商局，顾问善军宪一切地方情形，军宪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开至大沽换海晏船赴旅顺矣。”醇亲王视察成功完成后，在从天津返回北京前，“奉王札谕……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银四百两”，当时，醇亲王“每兵赏银四两”，而给梁时泰等人的赏赐达每个兵丁百倍之多，可见，醇亲王对这次拍摄的满意和重视。

　　也正是因为此次结识醇亲王，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销售的照片中又添加了重量级的内容，而梁时泰也从此和京城权贵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同年，梁时泰应邀进京，为醇亲王及其家人、醇亲王的府邸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宫廷认可的官方记录”，还曾被“寓杏花邨”的天津“梁时泰照像馆”，制作成“私人发行”的像册，作为特别贵重的礼品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赠送给外国贵宾。这次拍摄的醇亲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时泰大量印制，当作商品销售，使得普通民众得以窥见重门深锁的王府生活。（本文节选自由仝冰雪撰写、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照相馆史》，详情请参阅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