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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1923-1971)的照片拓宽人们对社会关注的视野。她将镜头对准了哪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畸形人、裸体主义者、变性人、同性恋者、和流浪汉等,也注定了她成为了新纪实摄影的标杆人物。
戴安·阿勃斯18岁便嫁入了经营服装设计和制作的豪门,与丈夫合作拍摄时装是她的日常工作。当时的她患有轻微抑郁症,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她对于摄影的兴趣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关注并着重拍摄残疾、侏儒,甚至是垂死的人。几年后,她彻底找到了属于她的使命,彻彻底底的将镜头对准各种非常态的人群。
在拍摄的过程里,她显示出特别的勇气。她经常游走于小旅馆、马戏团、广场、公园等阴暗的角落,坦然面对各种恐怖场景。阿勃斯陪伴临终的父亲,并记录了父亲的死亡。1965年,阿勃斯的作品在展出于纽约的《新纪实》摄影展中,她的照片被观众不断唾口水,清洁工不得不每天早晨来擦除。尽管如此,无论你是否了解这位摄影师的生平,她的照片定会在你的脑海留下烙印。
不适的感觉
回到当下,我们对这些历史片段中的经典再述,不妨试着相信自我本能的视觉,相信自我对视觉的真诚反应。看到阿勃斯的照片,最直接的感受仍然是不适的,甚至是有些恐惧,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来自那些异样的面孔。这些照片紧接着会逼迫你想到:那些人或许在生活中经常遇见,但我们或许毫不怜惜,甚至避而远之。
而当这些照片出现在你的眼前,移不开你的视线,并为那些非常态人群的细节特征所震撼,这些内容会让你忘记这是摄影作品,而是更加贴近真实生命的本体。换句话说,阿勃斯的照片“刺点”(“刺点”一词来自罗兰·巴特《明室》)抓住了你,她的照片即是对道德的介入。这种介入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让你我重新思考常态和畸形之间的关系!
非常态与常态
阿勃斯拍摄的畸形人,实际是他们的常态,尤其对于经常与他们接触的阿勃斯来说。阿勃斯患有抑郁症,其症状也可称之为一种畸形,她的拍摄实际上是自我的疗伤行为。假如你有位亲人是属于畸形人的一种,你长期和他共同生活,也就感觉不到那种不适或恐惧。就像透过照片的反复观看,其实那些不适和恐惧,来自与人们主观的判断。
人的美丑和尊严
阿勃斯照片中的人物情态,多是在知道拍摄意图后完成的。这很容易辨别:这些人很尊重阿勃斯,同时也看得出,阿勃斯很尊重他们,没有任何猎奇或故意寻找怪诞画面来证明他们的身份的意图。这便让观者完全体验到这些畸形人的面目,他们都活在属于他们的精神里。综合这些面孔和举止,用美或丑是不能准确形容的,他们是平和的、是自在的、是从容的一群人。美或丑是人们各自对外界的评价,而世界只有真实的存在。
最终生命
阿勃斯的照片展示很多非常态的人物特征,有先天生成的,有后天疾患所导致的。种种特殊的人群,有意无意的暗示了生命进程中的复杂和精彩。最重要的是作为所谓的“常态”人,是否能够尊重或保护他们,使其按照自我的方式享受自己的生活。人的疾病、种族的差异也是不同的生命特征。生命中的每一种现象,都按照它独有的方式来生灭。尊重生命自性的特征,让其按照自我方式完成各自的旅程,才是最好的。
结语
阿勃斯以非常态的方式结束了生命。1971年1月26日,48岁的黛安·阿勃丝在自己家中吞了一把巴比妥盐酸,穿戴整齐地爬入浴缸中,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双腕。 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谁也不知道她何所指。 有人称她为“摄影界的文森特·凡高”。她的自杀,或许挣暗示着她对那些非常态生命的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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