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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摄影家吕楠近年潜身于西藏所拍摄的《四季》,宽泛地说亦应属于风俗摄影之一种。但自八十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涌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摄影师,皆无吕楠那样严肃认真且异常执着的摄影态度,更无吕楠所秉持的极其个人化的重返原始质朴人生观的摄影立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量风俗摄影,多半是摄影师对异族生活肤皮潦草的猎奇画面,读者在那些影像里根本看不到多少属于摄影师个人的观看立场与思想情感,而中国的风俗摄影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成为简单记录少数民族地区的数据性图片,越来越没看头了。在此我想多说两句的是——摄影家莫毅近年所拍摄的《我居住地的风景》也可说是风俗摄影之一种,两三年前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个主题时,之所以也愿意将这部影像称之为“新民俗”摄影,针对的正是一窝蜂涌向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少数民俗”。我曾讲过,汉族的平民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民族风俗生活,更是中国民族风俗生活的绝对主体,而中国的风俗摄影师们如果连身边汉族的风俗生活都拍不好,那还跋山涉水拍什么少数民族。
现如今,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无疑也迅速形成中国庸俗摄影的巨大肿瘤了。纪实的泛滥在于“随实可纪”,在于撞大运式漫无目的的扫街,在于随时可选择一个主题拍摄开去(诸如衣-食-住-行之类),当然也在于人手一部数码相机的普及与可以反复使用的储存卡的廉价拍摄成本。有关纪实摄影,我不想给出一个死定义,因为纪实摄影本身便具有多重含义。不过,我可以广义地说----只要照片上的情景与拍摄者不在场时的情景相差无几,程度不同地皆可视为纪实摄影及社会纪实摄影。美国人曾将“纪实摄影”与“社会纪实摄影”分别对待,视前者并不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只满足对客观事物的实证性或文献性记录;而后者则不同,一加上“社会”二字,拍摄者便有了明确的观点与倾向性,便要影响到社会中的其它人。
我们今天更多谈论的其实也是“社会纪实摄影”,此类摄影较早且较为著名的一幅照片是英国人约翰-汤普森在伦敦拍摄的《街头医生》,其后成组进行的拍摄大致始于从丹麦移民到美国的雅各布-里斯在1890年所拍摄的《另一部分人的居住情况》及1898拍摄的《穷人家的孩子们》,这些照片表达了他对社会底层平民恶劣生活的关切与同情,一经报纸发表,便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则是美国社会纪实摄影的盛行期,主要是因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剧烈动荡,使社会纪实摄影有了得以大规模针对社会矛盾的机会,美国“国家农业安全局”所属的摄影机构所拍摄的27万张照片,当时便起到了唤起美国人了解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平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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