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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艺术呈现,杨元昌带给我们的上海80年代,则更偏向于观念的色彩空间。有人说,对于80年代人文精神高峰的历史书写,往往有三种途径:以理论为主体的书写,以持续的创作为主线的书写,以及江湖传说。杨元昌就是这样一个传说般的存在,声名远播,却以低调的呈现让人感慨不已。溯流而上,杨元昌的代表作是一幅名为《师徒》的作品。这个发自摄影者本能而刹那定格的“决定性瞬间”,丝毫没有掩盖平凡与丑陋,是对当时“假大空”摄影风气的矫正。当然,表面温和、内心汹涌的杨元昌更愿意把表现自己内心精神的摄影作品定义为“主观摄影”——“摄影不过是一种形式,背后的支撑仍然是自己的内心。形式上面的变化不重要,真正的是要用内心来摄影。”所以,面对他带给我们的上海,沉重,带有力量感,很当代,就像近在眼前上海人的传奇,足以有自信面对未来!
轮到北河盟的上海登场了——先说说王耀东。作为上海北河盟摄影团体的发起者,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如果我们把城市的空气当作滤网,滤去建筑,滤去人,滤去汽车,那么就剩下纷纷扬扬的图像和我了。”王耀东敏锐的目光始终在镜头中发现着什么,或者说在紧张地期待着什么。于是一种偶然往往在他的照片中就可以是一种必然,一种无形的张力将照片的瞬间冲击感结合在构成的理念之中,让人在惶惶不安的揣摩中无法终止对照片的最终认同。王耀东的目光有着无可挑剔的敏锐,他常常会在一些司空见惯的画面中,选择出人意料之外的构成空间,给人以深深的感动。所以我们看到他镜头中的上海,仿佛不像是我们熟悉的上海,因为面对王耀东始终大智若愚的狡黠的笑容,我们有足够的怀疑理由——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都市的漫步者和对话者,他的“上海”已经说出了很多。
那么,他究竟想说出什么?还是让另一位北河盟的中坚顾铮来回答吧——“我就是要强调八十年代,我们面对的八十年代并非是我们现在某些言说里面所充满的这么一种浪漫……”所以他的80年代影像,则是对曾经的反叛——“我们所要反对的,我们所要颠覆的,我们所要突破的某些对我们的限制、压制、压迫、束缚是什么?如果这一面不呈现的话,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地受到的限制、束缚、压制,其实是我们没有去给出更多的历史的理由。” 所以面对顾铮带给我们的广角镜头变形下的上海,你还可以看到的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尊严”。这不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上海,而是一个心灵折射的上海,是一个感觉中远离我们的上海却又让我们所有熟悉上海的人无法舍弃的上海。这些影像的存在,也许只有一个关键点——“我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维度,从这个历史维度使得我们有机会,首先是回述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当下和未来。”
其实,早些年,联邦德国摄影家、评论家琼•冯丘伯塔已经发现:“在80年代,摄影已不再仅仅是人类视觉功能和记忆功能的辅助工具,或是诗情画意的升华,它是各种文化进行交流、融合的媒介。”意大利摄影教授、艺术评论家格林伯•西蒙也承认:“80年代摄影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发挥和越来越多的艺术平等。摄影经过150年的发展终于摆脱了自卑。” 80年代的上海摄影在这里所展示的尽管还只是沧海一粟,相对当时世界摄影的大趋势,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无可讳言的是,许多人已经朦胧地认识到摄影它应该有的地位,不少人也因此为之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如果借用联邦德国摄影教授戈特弗德•贾泽的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中国摄影,并且转嫁到上海摄影,也许是比较恰当的:“80年代的摄影作品经受过创伤,留下过健康的小疤痕。疤痕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请你跟随摄影家的镜头在这里抚摸上海,抚摸上海健康的小疤痕,抚摸摄影人健康的小疤痕,从容面对“残酷”的80年代上海祭忆……
【本文转载自瑞象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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