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肖像照：追溯140年前镜头下的中国

    约翰·汤姆逊（1837-1921年）

    生于英国爱丁堡。1862年启程前往新加坡，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照相馆，成为一名专业人像摄影师。随后汤姆逊到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拍摄风光与人物照。1866年迁居曼谷，首次前往柬埔寨和印度支那（越地）拍摄。1868－1872年他在中国拍摄那些以街头和社会为背景照片时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和技术为他五年后创作《伦敦市井图》奠定了基础，使汤姆逊成为了纪实摄影的先驱。

    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看约翰·汤姆逊的早期中国影像

    我们辨认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时，需要凭借各种各样的文化旁证——语言、历史典籍、器物、建筑以及生活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区别于我们和其他文化族群的基本标志。1839年摄影术出现后，影像直接见证历史。它以丰富真实的形象更为鲜活地为人类留下了自己在时间中的身影，让历史从语言的叙事想象和画家的模仿现实变成视觉的真实直观。这样的历史文本在摄影的那一瞬间基本可以保留镜头所涵盖的一切细节，这是任何其它历史记录媒介所无法比拟的。

    摄影技术发明29年后的1868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家和摄影家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长达四年对中国的采访摄影。这个人就是约翰·汤姆逊。汤姆逊在中国各地旅行，足迹从香港、广东，到北京和上海，以及北方的长城和华中的中原地区。从1870年至1871年，他访问了福州地区，与美国新教传教士牧师贾斯特斯·杜利特尔乘船旅行了闽江，然后到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初，他与传教士詹姆斯·莱德劳·马克斯韦尔博士在高雄登陆，考察了台湾岛。离开台湾后，汤姆逊又返回大陆，在接下来的3个月旅行长江，到过湖北和四川，直到1872年返回英国。

    汤姆逊在中国的旅行，是很艰难的，因为他都是深入内陆几乎无人居住的遥远地区。他遇到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西方人和照相机。他的探险也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他必须携带庞大的木制相机，和许多大而且脆弱的玻璃器皿与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化学药品。他拍摄的对象极其复杂，底片都是临时制作，而且往往不得不凑合，因为化学品很难获得。他的题材多样而且宽泛：从卑微的乞丐到街头的游民到皇家贵胄；从偏远的寺庙到帝王的宫殿；从纯朴的农村到壮丽的风景。

    在今天我们阅览这些宝贵的影像，可以看出汤姆逊高超的摄影技艺和相机取景框后面他那双充满感觉的眼睛。汤姆逊当时肯定为了生计也拍摄那些地标性的文化景观，比如人人都会感兴趣的楼阁庙宇，甚至在西方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贞节牌坊，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影师，他具有非常宽广的其它学科视野。在他的中国照片中，最为珍贵的还是那些记录普通民众生活的场景和人物。他对妇女和街头引车卖浆者的偏爱，说明他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我们在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生活形态，那些服饰、器物、居所，甚至人的表情。比如在一些照片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殷实人家已经安装玻璃窗门，让我们对那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个真切直观的了解。因为这样的生活变化很可能不会在文献中记录。那些寺庙中面庞丰腴的僧侣，让我们知道宗教在当时非常发达，能让出家人远离“苦行”的折磨，甚至可能是一个肥美的“职业”。

    汤姆逊对街头人物活动的拍摄，显示了他深受欧洲风俗绘画的影响，这些照片近乎完美，像在庭院中小贩卖水果和手艺人为人修脚的情节，都说明他在理解和掌控摄影瞬间方面的高超水平。他没有像一般西方人到中国后将主要的视觉兴趣点局限在浅薄的猎奇上，在他的中国摄影中，很少出现那些砍头酷刑类的血腥镜头，绝大多数都轻轻传达着他对世俗生活温情善意的眼光，说明他对他所见到的中国怀有敬意。汤姆逊大部分的照片按现在的划分都属于“大画幅”，所以也决定了他在拍摄和观察之时的细致和安静。有趣的是，他那时好像已经使用立体照相机，因为一些并置的同瞬间场景照片有着明显的位差。这说明他的许多工作其实是商业性的，虽然在他所著作的书中并未有相关的记述。他对王公贵族们的摄影基本都是商业肖像的套路，也说明他当时可能会以此获取他在中国游历的费用。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明确说中国人喜欢自己的肖像是端正和光线均匀的，可见他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理解的深度。

    汤姆逊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摄影照片背景都进行了严格说是游记性质的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笔也非常细腻和生动，对晚清年间的中国社会有着非常全面和较客观的描述，是我们今天解读他的照片和自己历史的重要依据。他在中国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接触现代化的初始时期，而他则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观察和剖析，让他的视觉影像有了非常坚实的说服力。由于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对约翰·汤姆逊不但应该感谢，而且应该心存一份敬意。不管他在当时做这项工作时是否还有其他的动机，但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