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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生活,如今也难以为继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后公社束缚的松弛,传统家庭农业的复兴,以及关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甘宁麦客入陕一度出现历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说是“十几二十万”,我所知道的还不止此数)然而到90年代末便“好景”不长,日益兴起的收割机异地作业使麦客市场不断缩小。通过《麦客与收割机》等一组照片,侯先生的镜头为此留下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为侯先生作序的郑梦熊先生乐观地写道;“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农业机械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从90年代起陆续替代了麦客们的手工劳作,麦客的历史也将结束。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麦客和他们的后代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至少在目前,现实生活好象没有如此乐观。贫困的家乡如今不能为归来的前麦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进城打工的前麦客,处境比我们熟知的东部农民工更加艰难。广东珠三角打工者栖身的工棚之简陋,曾引起过多少人道主义的谴责。然而在最近一部电视纪实片中我们看到:西安南门外的一家饭馆中,打工者羡慕(甚至嫉妒)地向记者说,他们中的某某因是老板亲戚,享受了可在并起的餐桌上睡觉的待遇,而没有这般幸运的他们只能在打烊后的厅堂里围坐打盹过夜。老板说,没把他们赶到外边去就已经很宽厚了,不信你问问别家!广东式的工棚对他们而言已是梦幻天堂。而他们本身,不也被许多前麦客视为幸运者吗?在前麦客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宁夏泾源的一个村庄里,村民对调查者说,本村青壮年男人在家没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还算不错,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经负案在逃,他面对的调查者正是寻踪而来的公安人员!
然而这能怪谁呢?怪收割机?怪体现在收割机上的“现代性”?怪“现代性”带来的“国际资本”?(在麦客们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区,鬼才知道有几个“国际资本”)怪鼓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麦客们打工难,是因为他们“自由”太多?)还是怪那好象不太讲“生存权”的“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太多,把麦客们惯坏了?)
这些问题,好象不是“国际学术前沿”所能解决的,然而它未必是我们的常识(以及18世纪以来别人的探索)所不能解决的,只要你不刻意回避它。
在这方面,侯先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因而他镜头下的“民俗”便显得十分真实,他的摄影集反映的“文化”也显得十分真实,而且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他在历史考证上的疏漏,以及摄影艺术上可能有的什么问题,便显得太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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