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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摄影”,在中国摄影界引发过不少争议。实际上它是仅中国有世界无的奇特概念,正如时下流行的种种“特色”理论和概念一样,是西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转译引述被本土语境异化的结果。它倡导在摄影创作中用“客观”记录方式,拍摄各种可见社会现象,高扬人道关怀、揭示人间黑暗不公的旗帜。它以社会责任、正义、道德为判断作品价值或优劣的主要标准,从1980年代初在我们的摄影理论中建基,到1990年代初已成为定型的摄影创作理念和范式,在摄影领域被号召性地高调宣扬。
时下浏览我们的摄影网站或纸质摄影媒体,这个概念依然随处充斥。三十年来它在我们摄影创作理论、实践和展览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排斥其他——如主观性摄影、风光摄影、私摄影,以及后来的观念摄影等等,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摄影创作“第一概念”。不少摄影刊物或网络以发表“纪实摄影”作品为主。很多机构设立长、短期各种名义的“纪实摄影奖”。被很多人当成摄影创作体现“良心”的方法和必走之路。
摄影基本功能与艺术概念的混淆
其实作为信息传播功能的摄影,与作为艺术表达功能的摄影有明显区别。对这两种类型摄影功能与概念的混淆,是1980年代至今发生在我们摄影创作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问题。19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记录摄影的推动者们,更愿意将它当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运动,而非个体性的艺术创造活动。同时这种摄影的“社会记录”,是有选择的而非全方位的记录,实用性的宣传和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是它的主要宗旨。而在二战结束若干年之后,对这一时期社会记录摄影的回顾、整理和论述者,又刻意地回避它与战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同这种历史背景和事实。
不能否认,记录是摄影最本质、朴实的语言。“纪实摄影”的悖谬在于:它试图以内容和拍摄对象直接说明问题,而在照片拍摄判断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所拍事物对象的“客观真实”,一方面却又强调拍摄者的自我主观性:作品的光影、构图、气氛甚至黑白呈现等等的视觉或“艺术”效果——将写实绘画中对事物对象象征性信息的提取、概括、加强,浪漫地当成“纪实摄影”的表现方法;将职业化或沙龙摄影式的技艺体现当成艺术语言。实际上新闻报道摄影强调客观真实,艺术摄影强调主观表现,“纪实摄影”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其中的践行者在拍摄同时天真地想象,可以用艺术摄影处理画面的方法对所拍社会事物进行主观的描绘评价,而又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试图对公众进行宣导甚至欺骗!
有趣的是即便完全依据“纪实摄影”概念和“定义”,其倡导者或理论家自己也会陷入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选择困境——在浩瀚的用记录方式拍摄(包括新闻报道摄影)的各种社会性题材照片大海中,哪些照片是所谓“纪实摄影”,哪些照片又为什么不是“纪实摄影”;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界线或区别在哪里?它们内在的“正义”、“道德”的价值不同又如何判定?除此之外的自然之实、人文之实、私生活之实等等,非实吗?
事实上“纪实摄影”者在摄影时的主体性往往是缺失的,他们更多时候是将自己的眼睛当作公共的眼睛在观看。而真正的摄影媒介艺术创作,可作为内容、材料或拍摄对象的一个杯子、一只猫的意义与汶川地震、“9·11”事件没有区别,它们都是平等独立的存在。
照相机这种人为操作的工具也从来不会完全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真相。理论上,照片中存在的只是事物的平面化幻象甚至可以说是假象。如果你去掉头脑中对摄影媒介真实性的预设,即便未经修改的事物现场照片,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真实不虚的,只有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除此无他。而在实践中,所拍事物的意义跟随拍摄者对拍摄角度、范围、时机甚至相机镜头选择不同而改变,拍摄者的主观意志对拍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给了拍摄者可以制造神话的机会。照片对于观众,仅仅是提供一个已经经过了选择、处理、呈现等等N道人为工序后,可对事物做简单判断的依据。它虽然可以作为约定意义上的档案或证据材料,却同时包含潜在的危险。
从语言学角度讲,“记录”与“纪实”语义有很大差别。“记录”所指是行为方式的客观,“纪实”所指除行为方式客观外还包含行为方式的主观。美国的“社会记录摄影”到中国语境中变成“纪实摄影”,其所指和能指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对中国自身传统“文以载道”精神顺理成章的一种继承,其实还有把艺术创作毫无隐晦地当成“革命现实主义”的斗争工具,这类“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去个人化、个性化,为社会某个阶层集体的目标和利益服务。
即便是今天我们自以为是的当代艺术,在总体上对西方而言,其改变中国社会的实用价值和工具意义,恐怕远大于在西方当代艺术形式系统中的艺术创造价值和意义。
正因对摄影基本功能与艺术概念的长期混淆,我们很多中国摄影人迄今在创作上处于不能自觉的盲然状态,甚至误将亨利-卡迪尔·布列松当成“纪实摄影”大师,误将亚当斯·安塞尔当成风光摄影大师,还一度拼命贬低在中国摄影史上地位真正重要的郎静山和民国时期摄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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