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论】渠岩：没有众生的众生相

　　在渠岩眼中，85美术运动时期的艺术家们处在一个社会体制、经济模式转型的特殊阶段。被长期压抑的个人意志一直努力在寻找出口，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充满了要求变革和创新的渴望，迫切要求的自我表达与相对匮乏的文化艺术环境相结合使那时的中国艺术界普遍出现了空泛、概念化的倾向。在渠岩看来，在那时艺术家中流行的宏大叙事与对人类终极话题的关注往往处于一种什么都想说、又什么都没说清楚的尴尬境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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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90年代，渠岩开始了他长年的异乡生活，在刚刚经历了东欧剧变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渠岩接触到一些东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他们的思想，比如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克里玛和赫拉伯尔等等，他们的为人与作品在渠岩对艺术与社会的认识上产生了深刻的启发作用，在他心中多年关于艺术的空泛与概念化的困扰此刻得到了解答——要做艺术家首先是要成为独立而深刻的知识分子，并且怀着对社会的良心与责任勇于表达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样的知识分子观对于渠岩的艺术生命来说是一次浴火重生的过程。

　　在这样的意识背景下，他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中国艺术圈，可是中国艺术圈在这十多年中的演进却给渠岩带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85美术运动中的那些初露锋芒的批判与创新精神，渐渐地被无病呻吟的矫情甚至是商业化的符号所取代。很多艺术家经过了严格而系统的视觉艺术以及造型技法的训练但是对精神独立性与批判意识却缺乏培养，这样造成的事实是艺术家大多从视觉出发，以闭门造车的方式创造出越来越迥异的视觉对象，用渠岩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并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小把戏和智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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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失望情绪中渠岩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批判与观察，作为在特定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动荡多变的社会以及来自“文革”、“改革开放”的还有欧洲生活的经历使他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锐利视角。最先吸引渠岩的是多元文化的交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具有荒诞性的现实，中国社会的现实与西方那种完整与秩序的现实不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性与冲突元素。就像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形容的那样，这是一个“奇观社会”。在渠岩看来，这样一种现实本身就是国家意志与个人命运共同完成的伟大创作，这种创作包含了足够的信息量，以致于艺术家在它面前任何的矫情与小聪明都显得非常的浅薄无力。然而，最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以尽量客观的方式将之记录下来。这样做另外的一个好处是对现实的正面反映就使得作品同时也具有了珍贵的文献价值，这种文献式的真实所产生的震撼比有些自我封闭搞出的所谓“创作”都要更加的有力量和价值。于是渠岩选择了摄影，选择了以机器的冷静与客观代替绘画的发挥与想象，而那一年是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