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精神

 　　2003年底，广东美术馆举行 “中国人本”摄影展，在展览图册中有我一篇文章《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写那篇文章的动机除因应邀之外，主要是我感觉那时的摄影界“纪实摄影”这个词汇喊得震天响，但大家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许多人把照片的纪实性当成纪实摄影，所以那时的各种摄影比赛虽然都设有纪实摄影这个方向，但征集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民俗节庆照片，和摄影史上定义上的纪实摄影完全不是一回事。而纪实摄影这个概念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的概念，是世界摄影文化历史遗产中非常珍贵和宝贵的一部分。廓清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对发展中的中国摄影文化我以为是必要的。为了这篇文章的准确性，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请教在我们摄影界德高望重的林少忠先生。林老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人，也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翻译。更重要的是，林老先生和把这个概念理论化的美国的摄影史作家罗森布拉姆夫妇有过深入的交流，能够非常清晰完整地陈述纪实摄影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意义。从一定角度上说，我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知识陈述，都是从林少忠先生那里来，我只是根据理解和以前阅读相关书籍的经验，强化突出了这一摄影类型的要义。在此之前，我曾在2002年撰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观看的力量》，发表在2003年初的《视界》丛刊和中国摄影报上，梳理过这种摄影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次谈谈纪实摄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方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

　　西方纪实摄影有一个自身的演变过程，它是从早期简单的摄影报道，一步步发展，然后被批评家慢慢的梳理上升到理念。至于这类摄影的称谓，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ène Atget)最早使用纪实Documentary这个词汇，但他只是追求纪实性，即拍真实的照片卖给画家当素材，所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概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不过，阿特热已经将摄影在历史生活中的证据意义展示出来，在此之前还有英国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伦敦街头生活》和美国的威廉·亨利·杰克逊(William Henry Jackson)的落基山摄影，以及更早的美国马修·布雷迪的战争摄影，都从几个方向意义上开始搭建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概念，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画意摄影的照片。但最能代表这个理念完整内核的初始现象是1888年雅格布·里斯拍的《纽约的另一半如如何生活》，它让纽约市政当局开展一场改造贫民区的运动，让很多弱势群体得到帮助。后来，在这个理念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了刘易斯·海因等等一系列杰出的纪实摄影人物。海因的摄影对美国的《童工法》立法起到了一个直接的促进作用。

　　最早使用和现在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概念差不多的是一个叫约翰·格里森(John Grierson，1898-1972)的英国人，1926年他提出这个概念本来是电影领域的话题，但是很快被导入摄影界。他提出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政治伦理诉求。但纪实摄影完整的理念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基本完成的。比芒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1937年撰写的那本《摄影史》，把这一类型样式的摄影归结到这一概念之下。在他之后摄影史专家瓦尔特·罗森布拉姆(Walter Rosenblum)和妻子内奥米(Naomi Rosenblum)在他们著作的《世界摄影史》中又非常认真地重新进行深度的梳理，把Documentary Photography前面加上Social ，所以这个词汇严格的汉译是“社会纪实摄影”。

　　社会纪实摄影现在看来不但是西方摄影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视觉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纪实摄影利用了摄影这个媒介最本质性的功能，把摄影这个媒介当作了一种社会话语力量，而且是直接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且有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首先是揭露和批判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能动地改变社会现实。在这一理念下的摄影运动，在20世纪的历史中发挥了非常积极和有效的作用，是摄影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

　　对照中国的纪实摄影，如果按照以上指标和标准来衡量，合乎标准的并不多，多数只是有这种倾向的纪实性摄影。最合格的只有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他把中国的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一面给揭露出来，并促进了社会在这一方面的进步。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即摄影作品终于可以直面苦难和阴暗面，可以把它放到国家公共殿堂去展示了，而且这样的照片获得了官方的默认和许可，直接促进了中国的教育状态的改变。这是最典型的纪实摄影。再后来有卢广，他的很多作品最后起到了协调社会进步的作用。另外，王久良的《垃圾围城》也是一种典型的按照纪实摄影理念操作的，而且结果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