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法】景观摄影是不是过时了？

　　记者：景观摄影是风光摄影的进阶吗?

　　蔡萌：如果把景观摄影与风光摄影进行区别，景观摄影更多的是关注一种人造的、人工化的的景观，而风光摄影则更多是去关注自然景观。并且这种人工和人造景观不断处于一种变动当中，它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我经常想，为什么景观摄影在中国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其背景与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出现密不可分。尤其是最近几年，当景观摄影逐步形成一种潮流时，肯定会带动很多拍风光的摄影师进入，因为它看起来更高级、更具独立的批判意识、更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现代性。假如我们从风光摄影师们开始通过摄影关注社会，尝试用冷静的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城市，看待这样一种人工化的社会景观的话，那么，这就不失为一种观看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改变和提升。

黎朗《风景，广东，斗门》2008

　　记者：景观摄影又被称作“无表情外观”的摄影，这种太冷静甚至是用批判的视角或立场适合去拍摄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事物或社会现象吗?

　　蔡萌：可能很难。无表情的英文是“Deadpan”，译为冷面孔、死面孔。因此，这种“无表情外官”的背后所暗含着的是一种对死亡、生命意义的探讨(Deadpan这个词的词根“Dead”本身也带有末世论的色彩)。这种方式的摄影，其背后充满着摄影师对现实的审问与批判。此外，景观摄影与德国的现实主义和类型学摄影直接相关。好像生来就理性的德国人喜欢去把一些东西科学地分门别类，并会有意地过滤很多现实中浮躁的东西。因此，景观摄影往往会尽量过滤掉干扰画面的内容，尽量减少人的出现，尽量单纯，尽量把主体表达出来。这种建立在理性、冷静和反思基础上的观看，也时常会自然带入这某种社会批判的情绪在里面。

杭明峙《公望》

　　记者：目前中国的景观摄影创作是对西方的这一摄影形式的继承还是改良?

　　蔡萌：目前的状况二者都谈不上，我觉得中国本土的景观摄影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这一摄影的形式来进行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和表达。中国摄影走向一种理性的、批判的道路，这是摄影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不是某个人能左右了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有本土特色也有普遍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同西方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作为拍摄题材和对象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很多。

刘柯《平湖》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最早拍摄景观摄影的几乎都是做当代艺术的前卫艺术家，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艺术思考中对社会性的不断发问，也体现了他们对摄影认识的重大转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以摄影家的方式来思考摄影，按照摄影的记录性方式去思考社会。此外，还有一种是从摄影爱好者转入到景观摄影创作的人，他们与当代艺术家原来是两股泾渭分明的力量，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在景观摄影的作用下，两股力量融和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摄影生态。

　　记者：为什么艺术家们在做景观摄影，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也在做?

　　蔡萌：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焦虑状态的体现。不只是在中国，西方现在拍摄景观摄影的依然大有人在，整个世纪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生活，这种压力让心不安宁并不断昭示出摄影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种感悟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有关。比如，生态危机、自然危机、疾病危机、经济危机、战争危机、核危机甚至是传说中的“2012地球毁灭”;再如，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经历了非典、甲流、汶川、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大的灾难和危机，同时，我们也通过他者的灾难感受到一种危机与焦虑，比如美国的911、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海地大地震、印尼和日本大海啸、利比亚战争等一连串人类灾难。由这些灾难导致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并没有由于非典和地震的过去而消失，它会伴随着一些外部诱因而被唤醒。当各种各样的诱因高频率出现之后，会导致人们安全感的缺失，我们经常会在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又处在自然和战争导致的灾难当中。在各种人类苦难逐渐日常化的面前，一种若隐若现的焦虑开始出现在“景观摄影”中。此外，伴随中国的国力增强，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运动导致高楼林立。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表情突兀的建筑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工地上，他们“造型怪异”、体量巨大。面对这些高楼大厦，如果我们过去的祖先们更多是对自然有敬畏的话，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对新出现的很多地标建筑有敬畏之心。这些地标建筑正逐渐成逐渐取代几千年来中国人敬畏的自然景观，成为新的膜拜对象。这些建筑与中国人的传统建筑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太不人性化，他们跟人没有关系。在这些建筑面前，人开始变得渺小，巨大的视觉压力导致一种巨大心理压力的产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摄影师能对这些视而不见吗?在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摄影背后表达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和相似的心理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