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离真相有多远？连州年展主题阐释

3.


    所有叙事都萦绕着无名风景中的无名人物。在艺术当中，英雄和诸神都败下阵来。早期摄影阶段保留下来的某些东西，现在成为可以分享的事情和实践。摄影叙事是传播的产物，是扩散的结果。拍摄者和被拍摄对象根本没有什么现代英雄：人不过是生活故事中的主人公，以某种多少有些新颖的方式徘徊于自己的影像当中，用一种尚未完全把握的全新语言来表达自己，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展露出来。我和其他人一起成为虚构的冒险行动当中的人物，而这个行动仅仅在于讲述简单甚至普通的事实关系。

慕容拖鞋作品

    在一种巨大的矛盾中，影像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那种孤芳自赏般的匿名性，并成为身份的有力证据。于是，叙事的现代性最终带来了错觉、平庸和相似性。

    最后剩下的，只有缺失。讲到自己时，讲述者是在谈及自己挚爱的已故亲人。摄影叙事从根本上是关于那些我们苦苦思念却又无法提及的人。错误之处就在于相信“我”始终是这一活动的核心。摄影喜欢幽灵，死者造访生者。所以，这种叙事只得被视为一种重构谱系的探索，在心理层面的阴影和创口描绘出伤感的地形图。

    这个无名氏是何人？是什么给他所有相互交织的生平提供养料？在他们当中，也许你会遇到几位知名人物，但这些私人生活首先讲述的是那些不甘于命运的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更愿意成为神话的主角。与其说这是在揭示现实，不如说是一种陈词滥调，亦没有区分在幻觉和凡人俗事之间的信任偏差。杂志的社会新闻轻而易举地囊括了家长、职员和良家子弟，各种评论强化了传说。与其说是在吞食信息，不如说是在吞噬信息，狼吞虎咽，饕餮之徒，沉迷于无聊轻浮的情感。人们向我们提供的生活是纯粹虚构的瞬间：被缩影和被编辑的普通寓言和肖像故事。

慕容拖鞋作品

     所有叙事都冥顽地剥去了“光晕”的外表及其文化物品的尊贵地位。乔治·伊斯曼带来一种新的摄影实践方式，释放出所有的偶然性、生活、令人着迷的情节和命运的古代叙事框架。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被摄影技巧所震惊，再难以实现文学传统的再现，只好利用视觉素材的再生产来走向世俗化。虽然鲜活的经验在表面上是相对的，但他们仍然分享蒙太奇文化，以短促的“句子”来对我们说话，通过对影像、页码、跨页等被认为是自治的视觉单位的符号分配来自娱自乐。摄影因为缓解我们的想像而成为一种新的场面调度的载体。这里没有艺术的意图，满足于一种对客体的重要性进行崭新的分配，争论存在于在图像共有空间中的情感分享。

    1963年，一件不起眼的东西横扫一切。傻瓜相机这种简单而神奇的工具，让人们通过大众商品和民主手段来接近摄影身份。家庭相册和工具包被各种照片填满，没有质量的考虑。断裂源于业余摄影者打破摄影审美趣味的编码规则，再也不争辩黑白照片和30x40的画幅比，谁也不在意焦点模糊，反差缺失，取景“糟糕”和构图匆忙，追逐一种幸福的感觉。家庭相册充满真实强烈的感情，无足轻重但不失尊严，幸福的幻觉中规中矩。

    完全无关紧要的地点也构成这一视觉形式的固定视野。回到尼埃普斯的《格拉斯窗前的景色》，透过窗子，我们吃惊地凝视着世间景像。外面的世界同时展现出卑鄙、平凡和神奇。我们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伟大和崇高不再突出，充满画意的景致逐步褪色。只要我们愿意支配，就会留下我们的标记，或者说是印记：影像中黑白影调的回归。

    曾几何时，当摄影在把握空间时，是介于对周遭环境的尊重与支配。现在，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并不光彩的世界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剩下奇妙空间的最后幻想。

    无关宏旨的人造物品，无趣的事物：影像是我们新身份的叫卖者。工业物品在商业时代被神圣化，与我们建立一种暧昧的关系。总之，我们始终被摄影的审美魅力所淹没，虽然这种审美价值观与我们的赋予并不相称。随着艺术作品的贬值，物体重新位于摄影系列的中心位置，成为拜物教或新的金犊偶像。

    所有叙事都归功于次要形式：明信片、摄影小说、连续剧、休闲小说和游记。它们僭越适应了被重新评估的大众化形式。日常影像培育了这种形式，甚至在巨大的混沌中，在海报和杂志的混淆中，为它们赋予了新生命。现代世界用大量影像包围着个体，完全取消了我们与艺术之间的崇高关系。

陈晓云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物中，我们的共同命运达到了视觉的巅峰。《看见（VU）》、《侦探》、 《这就是（Voilà）》、《生活》以及《画报》等杂志把图像从字句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如果没有照相凹版和美编指导，图片仍将继续冻结在文本的铅板中。以影像交换形式出现的视觉与文字的对话中，叙事成为舞台和景观。言辞滔滔不绝，并释放出可以保留的思想。被书写的文字的组合连接与再现相配，拼贴、重叠、并列和叠印宣告了模仿的终结，生活的痕迹转变成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