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荣：结缘于摄影—浅谈三影堂收藏展

    这次三影堂的经典藏品，将集中展现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序幕

　　陈宝生、刘香成、张海儿、莫毅、高波、韩磊。

　　刘香成，出生于香港，1976 年毛去世以后来到中国，他的照片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窗口。《三个戴军帽戴墨镜的小伙子》以及《天安门广场灯光下看书的女孩》都是其重要代表作。他的很多作品无一不透露当时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直到 1979 年，才有由非官方人士自发形成的以“自然·社会·人”为主题的展览《四月影会》的举行，意义非凡。它所传达的是“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然而四月影会没有持续多久，两年后就消失了。

　　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改革开发，各种思潮涌现，如陈宝生的一系列作品如《龙马精神》、《黄土高坡》，就大胆进行创作，在陕北开创了另一新天地，成为一位孤独的浪漫主义先行者。而在南方广州居住的张海儿，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这里展出的《有摄影师左手的夜景》的作品拍摄于 1987 年。由摄影家体温的手，就像一支温度计，插入广州城市弥漫的夜晚。还有《坏女孩》系列，艺术家对着镜头呐喊的自拍照。张海儿是位自我觉醒的艺术家，他的行为，为这沉闷的体制喊出了异样的声音。像陈宝生、张海儿的这些作品，也曾在 1988 年应邀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展出。

　　莫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整天穿梭于天津的公共汽车及大街上，他把相机固定在后脑勺，有时又把相机捆绑在一支棍子上，变化着他的角度，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我虚幻的城市》、《狗眼的照相》、《街道的表情》等。解读这些作品，能深刻感受到环境及人群中沉默与喧哗互相交织，从中也感受到艺术家的实验精神。

　　第二部分/新摄影

　　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艺术家为代表，刘铮、荣荣、洪磊、赵亮、王宁德、熊文韵、庄辉、何崇岳、陈羚羊、王彤、左小祖咒、邢丹文。1992 年，邓小平南巡，引发全国人民下海经商潮。“北漂”、“盲流”正是出现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代。在二十多年前，如果说一个人要放弃“铁饭碗”去搞艺术，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北京画家村的聚集地，属于那种“自我放逐”乐园，为年青人的梦想多了一个精神基地。与“圆明园”画家村聚集地(简称“西村”)形成对比，那就是“东村”的形成。象“西村”的早期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已经初为外界所瞩目。“职业艺术家”的诞生，也是在这个阶段。“东村”诞生于1993 年，在朝阳区北三环外的的小村里(现为朝阳公园)。这里聚集了外地民工。这里房租低廉，对于年青人还能承受，象张洹、马六明刚从美术院校毕业不久，以及从南京来的、喜欢摇滚的左小祖咒，都流浪至此。而我在北京不到一年，已搬了好几次家了，最后也落脚到这个村庄里。很快我与他们打成一片。可能是早年我报考美术院校却未能如愿，他们确实吸引了我。不一样的是，我不再拿着画笔，而是相机。1994年的夏天，“东村”有几场“行为表演”，其中就有张洹的“65公斤”及“十二平方米”，和马六明的“芬 . 马六明的午餐”。这次活动引发了警察大搜捕。其中马六明、朱冥被抓进收容所。

　　“东村”的形成与结束，我的相机都参与了这场运动。这也是当代摄影的主导之一，当时大部分艺术家所采用的创作方式，通常是画布、装置、综合材料、录像。可是摄影，往往被忽略掉。从最近几十年的艺术运动来看，1979 年的“星星画展”，1985 年的“85 新潮”，直到最近 1989 年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现代艺术大展”，这些运动已经非常具有前卫实验精神，可唯独摄影完全不在这个艺术范畴里，摄影完全缺位。“照片”怎么可以被认为具有“独立”表达的价值呢?当摄影沦为国家的政治宣传工具，自然它的艺术也就没落了!可“东村”被迫解散了，很快“圆明园”的艺术家也被驱逐了，原本这种“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年青人，突然一夜之间，让人无家可归。这种境况又陷入漫漫的长夜之中。无聊、压抑、困惑，各种危机无不重压着我们，我们的声音在哪里?当偌大京城还没出现一家画廊，国家美术馆机构哪有展现当代艺术的可能?哪有地方能为年青人提供养份?当我们在自家租来的院子里，叫来朋友，进行一场只能“地下”的表演时，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不可能，我们年青的心受到“重创”。所有这种劣境，正在被转变到另一种声音。

　　1996 年，我和刘铮创办了一本刊物，《新摄影》诞生了。书号自然没有，方式极为简陋，我们自己把钱凑到一块，在大街上找到复印机，把几个朋友拍的照片复印出来，然后一大捆抱回家中，一本一本用手工的线穿起来，装订成册。每期约二十册至三十册。就这样直接和简单的方式。从 1996-1998 年共发行四册。这种行为完全是自发性的。大部分艺术家，就是第一次在这份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作品的。回首当年，就这样一本小册子，开始了传播。有理由坚信，正是这种简单的方式，让我们找到一种针对摄影的独立态度及立场。

　　刘铮原供职于《工人日报》社，“国人”诞生于 1995 年前后。这段时期，正是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很快，他彻底辞掉记者一职，全身投入到这一主题。“国人”系列，以“荒诞”情形和四平八稳的方构图溢满画面。画中的人物尤为传神，每一张都映射出人间百态。这一系列最初就发表在《新摄影》的第一期，“国人”系列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的新纪元。完全有别于当时全国盛行的摄影专题。这次展出的《三界》系列，最初发表在我们手工复制的杂志上，《三界》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家用荒诞的手法演绎出另一场戏。

　　庄辉的作品《公共浴室》创作于 1998 年，虽然这些照片很容易被忽视，看上去也过时。他们传达了自我 / 个体与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庄辉出现在全景画面的边缘。他既是局外人，又是指挥者。这些相互关系是照片的中心点，变得更象行为记录。在“公共浴室”系列中，庄辉试图进入另一秘密的社会群体——女性。来自常州的洪磊，他的创作转变就在 1996 年前后，他于早期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油画，在京城漂荡多后，万念俱灰，回到老家常州。最后竟在照片上涂涂画画，以“死鸟”和“紫禁城的秋天”首次发表在这本刊物上。作品拍摄的是一只华丽的死鸟，流血的尸体上自然的散落珠串，照片上故意留下刮伤 ，而背景则是虚幻的紫禁城宫殿。而赵亮也是新摄影的重要成员，他早期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90年代初辗转来到北京，其后流浪至圆明园“画家村”一带，他重要的行为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敏锐地抓住年青人的真实状况，绝望与欢喜。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他于 2009 年在三影堂举办的个展“刹那”、“北京绿”系列，他从早期关注人的精神状态，返回到对自然环境的生态的关注。

　  陈羚羊在 1999 年毕业后，发现自己处于逃避现实的状态。这段远离公共生活的时期给了她灵感创作《十二花月》。她用十二种花来对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和一位女性在十二次月经期间部分身体的照片，充满挑衅地假想观众来重新考虑传统对花和女人的隐喻。季节性的花卉在宇宙法则和循环变化中的遵守着自然的宏观周期，同样女性的身体遵守着小宇宙的循环。十二张照片是作为一个作品整体来出现的。高波的西藏人肖像超越了早期“乡土”(乡土美术)摄影。在国外待了多年以后，高波重新审视了他的西藏之旅的照片，目的是探索客观真实，但却发现他的肖像并没有展现人们内在精神状态的真实，而仅仅停留于外表。于是他重新制作了底片，把它们放印在手工特制的纸上，并在上面写下他思考的东西。如“应该是这样的”和“说，真实”。这样处理摄影作品中，人物的脸好像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藏族生活的民族肖像，而是众多的人从面罩后面注视我们。要求我们质疑到底什么是真实。

　　王宁德的摄影《某一天》探讨了塑造个人记忆和历史的主题。王宁德说：“当我决定做这个新作品时，联系到成长、记忆、性别差异、现实以及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对象从学生到家庭再到军人，每个人都闭着眼睛侧着头。描绘的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昏昏欲睡的记忆在梦幻的氛围中蒸发。在构思这些摄影作品时，王宁德不是重新构建或唤醒过去，而是通过摄影影像审视记忆的过程。左小祖咒是诗人、电影人、摇滚明星、摄影家，目前他生活和居住在北京。左小祖咒涉猎广泛，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以领导“NO”摇滚乐队而著名，曾出版过多张专辑以及小说《狂犬吠墓》，为电影《世界》和《云的南方》创作的配乐并获得重要奖项，左小祖咒也是最早在“东村”居住的前卫艺术家之一。当时他参与过一些行为事件，这次展出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995 年)就是其中之一，引发了艺术界的“罗生门”。

　　邢丹文在早期的作品中，拍摄了大量东村艺术家和在京摇滚乐音乐家照片。正如批评家顾铮所说：“她的影像，将处于现实与内心的双重困境中的艺术家的挣扎、焦虑与搏斗做了更为强烈的提升。这些或置自己的身体于极限状态，或借用身体与个人形象的错位来隐喻矛盾与冲突的艺术家，在邢丹文那里，获得了永生。而邢丹文的影像，也因了他们在特殊时空里的行为演出，同时突破了单纯记录的层面，获得了一种艺术超越性。”这里展出的是她的《绝缘》系列(2002)。熊文韵的《流动的彩虹》系列：作为一个从艺近 30 年、多产和活跃的女艺术家，熊文韵在当代艺术领域独辟蹊径，作品跨越多种形式并自成体系。她善于将个人情感的外化表达与社会人文环境相结合，从最原初的个人感受出发，在与外部世界的结合中形成一种巧妙的形式和独特的语言。这些作品不只局限在展厅之内，而是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同时又保持着非常单纯和直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