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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在中国当代摄影师中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历数当时的新摄影师群体,有北京的“现代摄影沙龙”、“裂变群体”、上海的“北河盟群体”,厦门的“5个1群体”等,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新思潮的涌入,以及脱离政治话语对个体存在的确认,使得这些年轻一代在艺术观念上也开始注重个体的感受,创作手法上使用了在当时看来非常新潮的抽象、拼贴的方式。对这些年轻人的创作,有观点认为其“颠覆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主导地位”。[5]但遗憾的是,他们在当时所创造的这些“新词”并未进入中国摄影的主流,在之后的全国性的摄影比赛、展览中都可以看出,尽管政治色彩不再浓厚,但摄影的艺术性仍然是停留在“风光摄影”和“写真”,对摄影的认知仍看重其写实功能,强调一种更为远离个人经验的描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在2011年的新锐研讨会上,就有与会者曾提到,“以前我们开研讨会就是谈纪实摄影。”[6]
“自我”在作品中的出现最初也受到争议。1981年,邹士方在《中国摄影》上发表评论《“表现自我”小议》,他针对王苗、陈凡等人的作品,认为“表现自我”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产物,社会主义文艺的表现对象只能是社会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而绝不是什么“自我”。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83年,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有对摄影本身的讨论,比如有人就提出:摄影家不能因为写意而把摄影写实的本性丢掉或对立起来,变成欺世。”[7]其实欧美也经过这样的观念转变,据美国摄影教育协会(Society for Photographic Education)网站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大学摄影教育都在新闻学院里展开,见证与写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为摄影的主要功能,摄影的美学也主要是对取景框里视野的关注。
但美国摄影在60年代以后还是出现了一个转变,萨考斯基1978年策划《镜与窗》(Mirrors And Windows,American Photography Since 1960)展览,梳理美国摄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变化,他提出:“美国摄影在过去20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公共到私人,与20世纪30和40年代的那一带人不同,60年代之后的新一代追求的是高度个人化的视角,而非宏大以及影像在社会和美学上价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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