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瞿凯伦的《魔都》中读出了什么？

  有“魔都”之称的上海，是相对于“帝都”北京和“妖都”广州而言。后来有人也用“魔都”指代南京。所以上海和南京分别为“大魔都”、“小魔都”。据考证，上海“魔都”一说，始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1924年曾著有《魔都》（小西书店）一书。书中记录了他在上海的种种体验，对魔都上海的阴郁解读以及自己在上海“放荡形骸”的详细情形，都作了如实的描写。

 也许就像广州人并不认可“妖都”一样，很多上海人也并不认同“魔都”的称谓。所以，作为“魔都”的上海，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这一次，瞿凯伦用他一组恣意汪洋的上海影像，通过“魔都”的命名，却又一次令人浮想联翩。比如我们就从工业文化、生活水平及社会风气等历史发展原因来分析，提炼出其中的某种特征，并以摩登都市作为简写的“魔都”为上海命名，也未尝不可。这样无意中就为上海抹上了一层朦胧晦涩的质感，包括在中国有着出乎意料魔术一般的发展速度的隐喻，以及殖民文化深厚堪比维多利亚的英国“魔都”伦敦？

 也许这样的解读有点简单？回到摄影的层面，我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卡蒂尔—布列松究竟给我们 留下了什么？如果想找一个最为简单的答案，那就是他对摄影瞬间独特的理解能力，以及身手不凡的捕捉空间，让现代摄影对世俗万象的目击，多了一种全新的传奇。然而他的理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面临一些摄影家的挑战，比如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以及威廉姆·克莱因等人的“非决定性瞬间”理论和实践，以及更年轻的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对“决定性的瞬间”几乎是“肆无忌惮”的反叛（帕尔被卡蒂尔—布列松认为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他所重点描绘的，恰恰就是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世俗），让“决定性的瞬间”成为现代摄影史上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坐标之后，又找到了新的可能性。而佩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纪实理念”的重新发现，更是给街头摄影的两种可能，画上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连接符。那么，六十年后的今天，瞿凯伦的上海“魔都”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瞿凯伦曾告诉我：关注上海，拍摄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已经十几年了。自己不知疲惫地穿梭于城市的街角楼道，白昼与�夜，像是寻找将要丢失的城市密码，又像是猎取暗合自己心境的事与物，借助镜头去领悟人生的点滴感受。学习电影，深深着迷，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瓦尔达眼下的巴黎，每每与我观上海的街景重合，激励我乱按快门……

 其实，不管摄影家是如何介入都市生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始终以独特的目光注视生活中的变异，将高速发展的都市笼罩在色调迷离的幻觉中，为人们重新理解都市生活留下了变化中的注脚。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都市的进程始终摇摆于城市与时尚的悖论之间，同样也演化为一些艺术家与作品的悖论：一边制造返璞归真的神话，一边制造具有更多符号价值的作品乃至商品。

 我们从瞿凯伦的上海街头，看到了一股“狠劲”，或者说，有一种崩裂而出的力量感。尽管有时候下手“狠”了些，却都是对上海刻骨铭心的视觉阐释。其实，在上海街头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容器中，还有无数的摄影家像瞿凯伦那样始终在思考中生活着，拍摄着，带着执着和感动，将观察的空间放在了人们经常忽略的视觉盲区，告诉每一个观赏者，世界应该是丰富无比的多元化的结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忽略的却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