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危机：管窥当今中国摄影教育

　　(三)一点建议

　　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当代摄影的面貌和现状，就要改变中国的摄影教育现状。中国的摄影教育改良，需要从两个领域展开：

　　一方面就是展开对数码摄影的语言实验，探索属于数码摄影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摄影的工业化、产业化、普及化和大规模的数码化的时代。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一个照相机，人人都可以拍照片。也生活在一个影像垃圾大量滋生，影像爆炸、影像狂欢的年代。面对这个数码化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不顺应时代的潮流，数码摄影更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这期间，一切皆有可能。对数码影像的研究和探讨同样具有价值。但目前属于数码摄影的语言体系并没有形成，其语言正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它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形成自己的语言。

　　另一方面，回到传统。回到一种西方摄影的传统中，通过将各种古典摄影工艺恢复来形成一种摄影的观看方式。回溯历史，在摄影刚被发明的头半个世纪里，由于科技进步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再加上商人们也需要将新发明的摄影材料、技术迅速应用和普及。于是，很多摄影工艺由于其笨重、繁琐和造价昂贵等因素，在没有被开发殆尽的时候便被淘汰。今天，当我们重新将其拾起时发现，他们就像一个个冰块一样被冻结在100多年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冻结在100多年前的冰块融化，从而发现其中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回到传统的目的并非只是去了解摄影的过去并从中获取某种摄影心得，更重要的是，在重新寻找摄影观看方式形成演变的过程中，重建我们的摄影语言，并以此来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那么，我们如何改变中国摄影教育呢?

　　首先，在摄影创作教学方面，我认为有两条道路，即“曲线救国”和“江湖救急”。曲线救国的根本在于“补课”，补我们中国摄影中没有的课。建议从以美国为主的几所摄影教学机构中邀请有摄影大师师承关系的专家来国内讲学，甚至直接聘请在世的大师级人物。首选美国是因为目前西方最好的摄影专业教育几乎都在美国。旗帜鲜明的倡导摄影是一门艺术的摄影大师(如，斯蒂格利茨、斯泰肯等)都是美国人。当然，法国、德国、墨西哥等国中也有比较重要的摄影家，同样可作为我们的目标人选。所谓“江湖救急”则主要指聘请目前在国内生活，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体制外的本土摄影家俗称“江湖中人”(如，付羽、刘铮、王庆松等)参与教学工作。

　　其次，建立一种专家见面会长效机制。“专家见面会”在西方的摄影文化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机制，尤其在各大摄影节上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是一种为摄影师提供更多机会的平台的机制。因为，受聘于见面会的专家们多由摄影机构负责人、策展人、理论家、批评家、基金会负责人、画廊老板、专业媒体主编们构成。年轻摄影师只要交一定数额的报名费并经过主办方的简单初选即可与专家见面了。如果谁的作品一旦被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专家看中，则意味着其可能会拥有更多被推广、展览、代理、包装、曝光甚至是获得拍摄经费的机会。重要的是，专家会给摄影师们很多合理化的建议，以便帮助摄影师们调整思路。尤其是很多年轻摄影师会在见面会上学到更多摄影教育之外的内容，使其获益匪浅。为了迎合这一模式，在当下西方的摄影教育中，很多摄影系的课程设置中会专门设有参加专家见面会的课程。届时老师会交学生如何组织材料、准备作品，如何呈现作品，甚至是如何与专家交流等。自从2006年国内首次出现“专家见面会”之后，虽然出现过各种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来讲，它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具有潜力的。我们可以尝试在摄影联合体内部经常举办专家见面会，帮助学生寻找出路。[2]

　　再次，八大美院的摄影专业，应率先将摄影从设计学科转向绘画学科。就目前而言，如果将摄影放在设计学科，从而培养“图像工作者”是由其合理性一面的。但是，作为回归语言本体、重建与照片关系、遵循摄影传统、建立正确摄影认知的摄影教育来讲，需要将摄影放到绘画(纯艺术)的范畴去思考。

　　最后，建立一个举办西方摄影大师原作展的展览机制。目的在于弥补“原作经验”匮乏的现状，通过创造让更多的学生能近距离接触照片原作的机会，在年轻时代就建立起对摄影的正确认识。

　　结语

　　早在1931年，中国的摄影研究者胡伯翔先生曾提出：

　　吾国最初之摄影家，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得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之者，复视同枕秘，不肯轻以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逐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安有登堂入室之望哉。[3]

　　一晃，80年过去了，当年胡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又真正解决了多少呢?

　　[1](美)苏珊·桑塔格.摄影小结[M].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9.

　　[2]关于摄影理论的教学也非常重要。虽然，中国摄影理论研究队伍总体水平不高，严格意义上可称为摄影理论家的，最多不超过五人(如，顾铮、杨小彦、李媚、鲍昆等)。因此，除聘请国内摄影理论研究者参与摄影教学之外，还需要从国内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中聘请摄影理论专家来我国讲学(如，罗莎琳·克劳斯、薇姬・戈德堡、安妮·H·霍伊等)。另外，中外摄影史与当代摄影批评的理论导向作用对于摄影创作型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重要。

　　[3]胡伯翔.发刊辞[J].中华摄影杂志(创刊号)，1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