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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他对他美妙的中国行充满了幻想。毫无疑问这是最后的一站。他谈起自我,他的成就与过失,和追求过程中的代价。”孩子们是我的遗憾,我很内疚”他说,无意识地擦拭着塑料桌上的污渍。
在他1947年到纽约之前,如果他没有追随抽象派画家威廉姆.德.库宁,也许他的人生哲学不是那样,也许那样对他的孩子们事情会好一些。然而,这只能成为一种追悔,在他的旅行和作品中浮现。
“那很不一样。我们没有托儿所或幼儿园这样的地方。你什么都要自己做,并要尽力做到最好。”
弗兰克说他经常在他自己位于东三街的公寓里,凝视德库宁的画,欣赏作品更欣赏艺术家本身。”抽象派,不是用画笔而是用他们的精神来作画。”他说,”率真的自我的天才的一生。他只有一个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画架。他可以只穿着内衣而整天去与那些画布较真。这些是如此的吸引我。他让我意识到要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险。为了艺术上的自由,你不得不去抗争并忍受为这付出的一切。”
这一幕并没有影响到沃克·易文斯(WalkerEvans)。在弗兰克之前,他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是弗兰克的推荐人。是易文斯帮助弗兰克获得古根海姆(Guggenheim)的资助,支付他的横穿美国拍摄的旅行费用;是易文斯教他一张好的照片是冷漠不带任何感情的;是易文斯为他的《美国人》写序,虽然弗兰克将它卷起来扔到一边,因为它读起来就像篇学术论文。同样是易文斯,在他拍摄钢厂的照片时,不愿意让他的助手知道他的拍摄想法而让年轻的弗兰克坐在汽车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是我的朋友,但他很自以为是。”弗兰克说。他像个英国人那样自命不凡。教养对他非常重要,适当的教育和社交群。
“他曾在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我问我是否可以去探望他。他最终同意了但不让我的朋友去。’是谁呢?’我问。’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
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弗兰克渐渐失去了他的家庭。他最后的工作交织着失望和愤怒。老照片和胶片和新的混在一起,好像他曾经想要预言什么。他的70年代和80年代宝丽来相片被刮坏,似乎他曾试图毁坏它们。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着情绪,有一种审美上的混乱,也许他最好的作品就在里面。坚硬,冷酷,猛烈,真实。
在1989年出版的《掌心(The Lines of My Hands)》中,他写给他成年的儿子:
生日快乐帕布罗, 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日子,我不能承受,对我来说太残酷了。那是一个三月,雨拼命地下着,我给你一张去亚利桑那州文斯洛(Winslow)的单程票。你说你想看流星——从夜空坠下。我只说了句祝你好运,然后驾车离去……
弗兰克自己的父亲,亨利,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一战后移民到瑞士,在那里,与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女儿结了婚。那是非常严厉,不快乐的童年。父亲期望成为室内设计师。但最终只是个收音机销售员,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虚度光阴。二战期间,亨利。弗兰克带着全家逃离集中营。
这段经历留给弗兰克关于苦难的理解,唯一能让年青的弗兰克从那阴郁的环境中抽离的便是摄影,当时他在苏黎士做学徒。战争结束后,他骑着摩托车,动身前往巴黎,最后到达美国的格林威治镇。
罗伯特耳濡目染的欧洲犹太人的价值观终于被扔到一边并被自我专注所取代。这一点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也有所体现,他说。他的女儿安德娜,21岁的时候在危地马拉死于一次小型飞机失事。他的儿子帕布罗,在1994年自杀前一直沉迷于毒品,并患有精神疾病。
“我希望我曾给过他们什么。”弗兰克说。”他们的犹太血统或别的什么。”他又要了一杯茶,一只手拍着快照,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小厨房里,到处都是盘子和锅。
我们都认为,那是美国生活荒谬和致命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美国不受任何道德风俗约束地选择任何他想过的生活。他可以生活在瑞士或中国,但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瑞士人或中国人期望的那样。在美国你可以不顾所有这些旧习而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如果你不用旧的秩序替换掉新的,这种自由泛滥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非常内疚。”弗兰克说,手掌在裤子上摩擦着。
短暂沉默之后,他对我说:”你可能战胜生活,但你不能控制它。”
罗伯特。弗兰克拍过秘鲁的印地安人,威尔士的煤炭工人,伦敦的银行家。他去过一个人可能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是他知道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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