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摄影】摄影的理由与杨麾的情怀

二    
    保罗·斯特朗说：对于任何真正懂得摄影的人来说，摄影是生活的记录。这话说得精彩。不过，我更欣赏格里·巴杰的话：我们拍照是为了支持我们的世界观。两者互为补充，抵得上一卷摄影理论书。

　　杨麾拍着川北，留下了关于川北的记忆，也留下自己的拍摄记忆。双重记忆的轨迹，透露出来的是他浓得化不开的民间情怀。活跃在杨麾镜头里的川北老乡，一概是小人物的身影：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想一想《嘉陵江畔的挑夫》里带着几分强悍的古铜色吧，那是阳光和江水刻印在挑夫身上的痕迹，由严峻的生存环境所凝就。而《老房人家》上百个人物，连同图片和文字，记述的何止是普通百姓卑微却难以释怀的人生，简直还是共和国艰难曲折的历史印记。杨麾的摄影充满民间烟火气，难免有些凌乱、粗糙，有时甚至还有嘈杂从图片中透出。但是，也因为它们的纯然民间，那种真实让我们深为惊讶！“我与百姓们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以图文的形式向世人讲述这方普通百姓的故事，用《老房人家》画册为这方百姓留下备忘录、影像志”，杨麾的这几句话，是他的创作谈，更是他的摄影宣言。

　　但是民间生活里有大历史，杨麾的民间情怀因此便显现出了大境界。十年前，杨麾在《川北老乡》“序言”中慨叹道：“那愉悦、那温馨是如今霓虹灯里怎么也找不到的”。后来的《嘉陵江畔的挑夫》中，他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时光流逝，许多年后，挣了钱的老板们开始购进了机械化的挖掘和传输设备，昔日挑夫们的身影渐渐地从嘉陵江上消失了”……让杨麾始料未及的是，他以他的民间情怀，为川北及其老乡们留下记录的时候，他留下的更是时间。我们不仅在杨麾作品中感受到了时间在流动，回头去看，它们更记录着时间的巨变：杨麾的“川北”乃至“老乡”和“人家”，正日复一日地成为过往，成为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它们在不经意间，提供了认识时代的坐标，显示了历史行进的走向。更重要的是，作为时间巨变的印记，它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已荡然无存了。

　　杨麾的摄影，留下的是记录，却以它们的不可替代性，宣示了杨麾的世界观：他对消失着的川北及其百姓生活，投去了温馨而刻骨铭心的一瞥，这一瞥因为时空的凝定而弥足珍贵。

　　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摄影的理由才真正得以呈现。

三　　
    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执拗地问着：“严格地说，照片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桑塔格困惑于作为记录的摄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文字及足够的史料佐证，其实是无法成为原始见证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摄影的所谓“客观”一说其实靠不住。杨麾或许也感觉到了这一局限，在《老房人家》中，他干脆也以文字为人物立传，试图界定甚至拓展图片的内涵，给图片一个确凿的客观支撑。

　　作为记录者的摄影，它的意义固然在于拍摄的那一刻，更在于对于今天现实的意义。一方面，严格讲来，杨麾拍摄川北及其百姓的那一刻，他留下的并不是当时的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的一个表征，也不是他的记忆，而只是记忆的轨迹。现实乃至记忆，深藏在图片背后的潜海里，需要我们诠释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今天观看这些图片的时候，是它们给予我们情感和思索的刺激，才重新激活了图片。图片中储存的现实表征和记忆轨迹，因为我们和杨麾的历史共时性，迅速转化成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情感和思索，显现出来浓重的现实意义。作为其间的中介和桥梁的，便是杨麾灌注于照片中的情怀。

　　于是，杨麾投向消失中的川北及其百姓生活的深情一瞥，便应和着我们投向生活的那一瞥：一样深情，一样不无感伤和惋惜。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获得巨大进步和发展的同时，让人们扼腕痛惜的，是几千年延续而来特有的民间生活的快速消失。在政府层面，这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由来；在民间，则是人们对以现代化为名，实质西方化、同质化生活的普遍无奈。在共和国广袤的土地上，犹如水银泻地，这样的变化侵蚀着每一个角落。杨麾以他浓重的民间情怀，先知先觉般（虽然未见得那么清醒而具有历史预见性）为我们留下消逝于过往的川北身影，在留下颇具历史意义影像的同时，为摄影今天可能存在的理由，标识了一条富有建设性和实践意义的道路。
 
   杨麾的摄影伴随着历史，一并驶入了过往。但是，川北及其百姓的生活还在发展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一样未有穷期；面对未来，杨麾以及中国摄影人，怎么为未来的摄影史，写下新的一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