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莱博维茨的心路历程《安妮在工作》

    攀登富士山是每个日本人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必然会做的事，但真正爬起来比你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当时我很年轻，一开始爬得很快，对爬山的节奏完全没有概念。弟弟菲尔更小，才13岁，一下子就在我前面跑得没影了。相机挂在我身上好像有一吨重，感觉糟糕透了，而且爬得越高相机就变得越重，我一时觉得登顶无望了。就在那个时候，一些穿黑色和服的老年日本妇女排成一列纵队，唱着鼓励的歌调向上走，我便跟在她们的后面。在第七个驿站我们超过了菲尔，他累得直直地躺在地上。

    爬富士山的时候，你可以在第八个驿站过夜，这样第二天清早起床后就可以赶到山顶看日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视觉上、精神上都是如此。到了山顶我才意识到只带了一卷胶卷，而爬山时又没想到要节省着用，因此拍日出时只有最后两三张底片了。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相机上路，它是一堂有关决心和“节制”的课程，或许现在有人会质疑我是否把“节制”记在了心里。但那次经历确实教会我尊重相机。相机将要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然先充分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没有它，就不会有影像。

    那个夏天，我在父亲驻扎的基地周围拍了不少照片，胶卷都是在基地的休闲品店冲洗的。开学后回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我便报了晚间的摄影课程，之后那个夏天，我又参加了一个摄影工作坊，那时便决定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摄影适合我。我年轻，还未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生命道路却又急不可耐。摄影是立竿见影的媒介，而绘画则太慢了，还得与世隔绝地去创作。摄影让我走出去，让我接触大千世界。摄影课教室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画室里则充满了愤怒的抽象表现主义者。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抽象，我想要的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