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莱博维茨的心路历程《安妮在工作》

    当时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偶像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布列松的世界》（The World of Henri Cartier-Bresson）一书的出版让我意识到当摄影师意味着什么。照相机给了你一个通行证，让你带着目的独自进入这个世界。而罗伯特·弗兰克大概是对学习摄影的人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人物，那时他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 ）刚刚再版，我一心想像弗兰克那样拍照：开一辆车，出去寻找故事。丹尼·莱昂（Danny Lyon）的《摩托车手》（e Bikeriders）是那个时期另一本重要的摄影书，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为了拍摄，他与摩托车手住在一起，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我们都效仿他的风格：135相机、黑白胶片、强烈的个人化报道。

    回想起来，其中有两张照片正是我想要的感觉——那种浪漫化的过程。其一是《美国人》中最后一张照片：黎明时分，弗兰克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汽车前座，他们停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卡车停车场对面，可以想象他们整夜都在赶路。这张照片是在弗兰克多次驾车横穿美国的过程中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用“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外来者的视角”来拍摄自己的国家。另一张照片拍的是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移动影棚，1967年他的助理在尼泊尔的荒野里拍了这张工作片。那是一顶巨大的长方形帐篷，由钉在地上的绳索支撑着，佩恩的卡车停在帐篷后面。他就是带着这个简易影棚去探索那些遥远的地方，拍摄新几内亚的土著、安第斯山脉的盖丘亚族印第安人以及摩洛哥的部落。

    1969年秋天，我带着相机去了以色列，在那儿拍摄一个集体农场，并学习希伯来语，我想留在那里。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那个时期的美国年轻人都很迷茫。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困惑尤其严重。我们是高喊反战口号的一代人，但我父亲多次被派往越南执行任务，我又觉得不该背叛他。后来我意识到，放逐自己不能解决问题，我有家人和祖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回到旧金山艺术学院，在学校的暗房里冲印在以色列拍的照片，并继续坚持每天早上出去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