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生活的另一种不同意见:波塞访谈

访谈正文：

T：您是在芬兰出生然后在德国长大的吗？
B：是的，我的母亲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德国人。小时候我在加拿大生活，五岁时来到德国并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克辛扎腾（Kirchzarten）的地方长大。我的父母双方都不是在德国出生的，而是在波罗的海国家，以至于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来到德国只是一种巧合。但是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德国度过的，以德国为家并说着德语。

T：但是您在美国也工作了六年？
B：高中毕业后我在鲁尔区的一个图片社做实习新闻记者，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杂志图片摄影师。我工作了大半年，这期间也为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1988年我开始在比勒菲尔德读书，那时的学制还是理工科硕士（Diplom），当时德国还没有引进国际通用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总的来说我觉得那时候的学习非常轻松，没有学费，可以有很多时间来研究感兴趣的摄影方向。1994年我毕业后就获得了DAAD奖学金去了美国，在纽约的一个暗房里为很多摄影师工作过，比如说乔尔·斯滕菲尔德（Joel Sternfeld）[注6]。在纽约我感觉很好，一年之后我拿到了绿卡就在美国安家了。

T：美国不同的文化氛围有没有影响到您的摄影风格呢？
B：有的。令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许多在德国被认为很重要的摄影体系在美国都是没有的，美国有完全不同于德国的摄影体系。那时在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很难作为艺术家被接受，同时女性也只是作为少数分子活跃在比勒菲尔德。这两点在当时的纽约都不存在。纽约有很多年轻艺术家，他们完全不在乎我在德国拿了什么样的文凭，也不看重德国的高校体系，人们感兴趣的只有图片，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和鼓励。那些在德国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应用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区别，在这里也早就不是那么壁垒森严了。有些艺术家也会接拍摄任务，他们作品中的艺术价值和他们对问题质疑的态度就自动减少了。当我去了纽约以后我才注意到我在比勒菲尔德接受教育的质量，绝对在美国市场也会有国际竞争力，我很高兴自己又重新看到了这点。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区别，我的作品已经有些接近美国的观念摄影的趋势了。

T：那您为什么又回来了呢？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现在在比勒菲尔德的工作？
B：我回来是因为在我生命中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变化，时间上来说这些改变来得正是时候。我30多岁回到德国，做了很多不同的考虑。在纽约经历了911袭击后，我想马上做那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我想当老师和组建一个家庭，这两者对我都很重要。我开始是在美国教课，并不是因为必须回比勒菲尔德教课而回到德国，只是在这里更容易组建一个家庭，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然能得到一个稳定的职位，这种事情在生活中也不总是发生的，而且它正好出现在对我来说非常正确的时侯。我20到30岁的时候真的只是为了我的照片而活，完全不想要别的。后来我意识到，生活就像一个循环，我们不能总是像年轻时候那样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年轻时自己的世界是最重要的，不过从别人那里获得很多以后终究是要回报的。我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岁，我不能再继续像二十岁那样生活。

T：您拍了很多人物，您想通过人物传达什么呢？
B：我一直对身体很感兴趣，以至于把它作为一个人身份的标志。比如说在纽约，如果你去参加聚会，人们会问：“你在哪里工作？你挣多少钱？你住在哪里？”问过这三个问题之后才会考虑是否有兴趣和你继续交谈。“挣多少钱，住在哪里”，这不是我能去拍的，我能拍摄的只是表面。如果有人说：“好的，我穿成一个特定的类型，化上妆把头发弄成这样，身体摆成那样……”看起来很运动，很瘦或者很特别，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这种通过外在表面呈现出来的身份，是我认为可以用摄影来很好诠释的。至于其它的东西，也许电影或者采访更适合一些。所以我总是给出一个场景，让外表在这个场景里有意义，拍摄对象也乐意去展现。

T：就是说您在您的系列里想展现的就是“表面”？
B：也不完全是的，这只是摄影的一种。我特别感兴趣于摄影的双重性，一方面摄影是一种记录，另一方面摄影也是一种符号，对我来说摄影的双重含义都是同时存在的。许多艺术家把它们分开来看，他们的工作只着重于摄影作为符号的这一面，但对我来说摄影总是有记录的性质在里面的。

　　这张照片是在一艘游轮上拍的。他坐在那里，而且他知道现在要拍照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但它又不是那种摆拍，我并不是请了一个模特，把他带到一个场景做出特定动作。我摆拍的只是船上偶遇的一个人物，这是我的一种工作方式，符号会进入一种特定的节奏。只有当偶然和摆拍这两者都具备时，才是摄影。这一瞬间符号会达成某种一致，起到双倍的效果，但真的只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我也很感兴趣于这种光线下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粉彩画的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