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价值——解读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

　　他回来，回到他的出生的群体中，作为一个农民群体中的觉悟者，一个文化自觉者，回来。他只能回到土地，在这儿，他的心灵才能得到最后的安息，他的情感需求以及对人性的追问才能得到回应。他本就属于这儿，生于斯长于斯，他不心甘也无法不甘心。摄影最后成了他见证自己存在和了解、思考社会生活的方式。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图像，更是眼见的生活现实。因此，他的影像有一种少见的自然、平朴和踏实。尤其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他的拍摄获得了一种随意的自由，口语沉默，影像说话。那种年青时期的大叫大喊变成为轻松平和的调侃，他不再用学理化的语言夸夸其谈，更多的是聊家常，像农民一样谈收成，谈节令，谈邻里。从外到内，他认了自己作为中国农民一份子的身份。他不是完全以这种身份为荣的，但也绝不为这种身份而自卑。他是中国当代摄影家群体中固执地只能在农村拍摄的人(他的这一生，《四方城》是他唯一的城市拍摄)。

侯登科《四方城》

　　他对农民的秉性与本质有着异常尖锐的批判，他太熟悉他的同类他的兄弟姐妹们了。与他的态度相比，那种用“惊叹号”似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农村生活的同情显得是多么浅薄。爱与恨交织的情感可能才是真正热烈与深刻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现实。

　　体验与结果相比，他重视体验。所以，如果有与他情感接受度有冲突的事情发生时，他是不拍的。有时候，你甚至感觉他的图像几乎就是自拍像：批判嘲讽与赞美，都同时针对着自己。我们常常在他的图片中看到一种令人心痛的东西隐隐地被遮蔽在影像中，那是他潜藏在他人身影下的自伤。这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这样。

侯登科《四方城》

　　“我的摄影，我和摄影，完全保持了一种行动上心理上的联系，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关系。探索它甚至思考它应该怎样或者它是怎样几乎成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我和摄影彼此缄口不语的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该怎么走成了一个不用言明的问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最多，当我处于矛盾和疑虑时，当我无力再风急火燎地向前走时，只须叹息一声它——摄影，就够了，它只须一个无声的回应——慢慢走吧，就行了。但是，在这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中，在这种不言不语的同行中，又间或存在着一种难言的隐衷或者苦涩。仿佛它是一块禁地，谁也不愿踏进它，仿佛它是一个包容着全部人生奥秘的沼泽地，踏进它就会缓缓陷下去，就会终于陷入绝望之地似的!摄影之于我，是反射我心灵话语的镜子，我即能看到一个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就如同我也是一面镜子，同时我能映照出一个熟知和陌生的摄影来。这是一面破裂成鳞片状斑斑驳驳的镜子。”(侯登科日记199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