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瀚涛：姜健、江融联展《时代的肖像》

　　中国摄影史可以说是从肖像开始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是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在1844年为清朝贵族大臣耆英拍摄的一张胸像。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之一，这张照片也因为被摄对象的特殊身份而获得了它特有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如果查阅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摄影所留下的历史影像，我们可以发现肖像占有其中很大的部分。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包括了清王朝的皇室贵族和大臣，民间照相馆所拍摄的普通人及其家庭，以及西方人在民间所摄取的普通中国人形象。直至三四十年代，以庄学本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家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展开对于西部少数民族的民族志式的人像拍摄，留下了大量的人类学研究的图像资料。

　　在欧洲和美国，肖像同样是摄影诞生之初就得到大量实践的一种摄影形式。欧洲大量兴起的照相馆就是以肖像拍摄为主要业务的，他们除了留下大量中产阶级和普通人的肖像，其中Nadar、Mayer & Pierson等著名的摄影师工作室和照相馆还为当时欧洲政治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一系列重要人物视觉形象。而今天成为世界摄影史中肖像摄影最高点的August Sander所拍摄的魏玛时代德国人的群像，同样也主要来自于他自己所经营的照相馆。

《我土著人民》

　　除了照相馆之外，卡梅隆夫人等摄影家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摄影记录下大量的身边亲人和朋友的肖像；而其中模仿传统油画的肌理和质感、构图和叙事方式而制作的画意摄影的照片正是当时欧洲社会中最受欢迎的肖像样式。当然，还有一大部分的肖像来自于当时的旅行探险、人类学研究和宗教传播，在这些科学和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亚非殖民地人群以及美洲土著人群的影像；而美国南北战争中林肯的照片更是成为摄影史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些肖像显然都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他者观看和对社会现实的记录的欲望。

　　在二战后，随着媒体的大量兴起以及摄影器材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新闻、时尚、政治、科研等领域，肖像都是最为重要的呈现手段，或视觉文本之一种。David Carrier曾经说到“马奈是为博物馆而画的，而卡拉瓦乔却不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许多艺术家和评论家都希望将艺术塑造为一种独立的表达媒介，而且的确他们也都展开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独立”创作；但至少摄影，特别是肖像摄影却和科技、政治、商业等各种领域有着无法割裂的根本性的联系。

《我联合国人民》

　　Catherine M. Soussloff在她The Subject in Art: Portraitu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一书中对20世纪初期维也纳肖像绘画和摄影有过非常深入的考察，她指出肖像作品“是对文字所描述的人类处境的重要的视觉化替代”；而肖像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它们所呈现的更是一种亲属关系和社会阶层的状况”；肖像是关于他人的描述，但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而且观众观赏肖像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得以重新发生和变化的过程，那是一种心理上的投射关系，观众对于肖像作品的理解其实恰恰“来自于观者自己，而不是我们总以为的肖像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