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那些与时代的共舞 听安哥的故事

·我曾经很爱哭

　　我小时候很爱哭。想要玩具，妈妈不给买就哭，在托儿所想妈妈了也哭。我妈说：“人家的孩子摔倒了哭两声就完了，多皮实。我们家安哥，一哭就没完没了。没有一两个小时下不来。”后来，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还在哭。过了很久，其中一位阿姨突然说：“我发现你们家安哥哭起来很动人。”大家都静下来听我哭，然后都说：“对、对、对”。于是他们研究起我的哭声如何动人来。我不想哭了。

　　“反右”以后，我妈在海南岛劳动改造中得了一身病，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又是水肿病。她被调到北京郊区的农场养猪，有时可回来看病和看我们。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追打的事。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十二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1991 湖北秭归 长江三峡，秭归老县城里坐滑竿的人

　　上中学的时候，我想学打拳。我爸对我妈说：“安哥性格太弱，学学武术也好。”于是我带安弟一起去学了些拳脚。

　　在西双版纳农场的时候，知青之间有了矛盾，不愿去告诉领导。那样显得象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过就回家去 “告妈”。而且领导来了拿人家上纲上线的一批判，怪对不住人家的。所以大家喜欢采取“私了”的方式。北京土话叫：出去溜溜。我几乎每年都有与人“私了”的事发生。我打架不使黑招，不欺负人。打完了照例在全连大会上作检讨。

　　记得83年为准备参加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统一考试，我白天晚上啃书本。十六门功课啃得差不多了，我的眼睛也肿起来了。我只好戴幅墨镜去眼科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我看那最难啃的《逻辑学》。到中午十二点才看完病。排队交钱拿药的时候，一个壮汉子横冲直撞地插在我前边。我拍他一下，让他排队。他却怒气冲冲当胸推我一把，把我推出队外。 “你想干什么?!”、“你插队！”我话音未落，他就起脚兜我的裆，好在我的裆很大，他没踢着。我条件反射地还上一脚，接着迎面一拳，双双命中。为不使他有喘息的机会，我一步跟一步，十来个右直拳。嘴里“嗨、嗨、嗨”地吼着。排队拿药的二、三十人都退开了，在大厅里围成一圈。那壮汉被我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退。我为不伤及别人，放他一马。他到底比我壮，冲出人群一个饿虎扑食。我看准空裆，打一个迎击拳。可是我功夫不到家，反而被他打得人仰马翻。左手抓着的《逻辑学》、墨镜、钱和药单、兜里的记者证、圆珠笔撒了一地。我爬起来就捡东西。

1983 广东广州 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的一对夫妇

　　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打了。站着看我拣东西。血流满了他左半个脸，他掏出卫生纸来擦。刚才排队的人们还呆呆地围成一个大圈。我挺一挺我的背，只觉得嘴一张就痛。我到空无一人的交款处交钱，又到空无一人的取药处拿药。人们呆呆地看着我走出大厅。在大厅门口，那壮汉向我要两块钱药费。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我给了他，走了。我讨厌逻辑学。

　　第二天，我的下巴肿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

　　我已经不会哭了，人们都说我脸上总爱带着笑。记得我最后一次哭，是在到云南以后。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地方。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老工人王广丰和李承安等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象狼一样地嚎。

　　我以后就只是爱笑，而且我的笑声越来越像王开平。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我离开西双版 纳一年以后，他淬然惨死于车祸。在我自己的摄影作品里，我经常能听到王开平“咯、咯、咯”的笑声。

1986 广东广州 每天早上推着单车走上海珠桥的人流

　　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取笑别人之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哭自己。我们中国人应该放下那自我感觉良好的臭架子，不自欺，才能前进。

　　我喜欢侯德健的歌：“我爱，这瘦弱的身体，他背负着，那背不动的伤心。我爱，那伤透的心灵。它经过那，过不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