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那些与时代的共舞 听安哥的故事

·北京东城区的茅坑我几乎都掏过

　　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我们家老大，当然要争取入团，为弟弟作榜样。上初二的时候，我递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找我谈话以后，说我还没有跟右派家庭划清界限。过了三年，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学雷锋。学校组织学生学习时传祥，参加掏粪劳动。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掏粪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工作，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一干就是八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一、二百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背粪桶走路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八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一年以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我们学校的团支部写了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团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我入团。可是，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老实！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右派言行交代清楚。”

1986 广东广州 英女王访华时，菲利普亲王抽空去广州郊区参观，他对耕田的水牛颇感兴趣

　　回家以后，我按团组织要求，追问我妈妈，让她坦白告诉我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和我妈都哭了。

　　后来，我父母的单位党委办公室给学校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一进校门，见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有我的名字。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远是最可怕的。此后，我曾在文革的红色恐怖时期和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对骂“狗崽子”；我曾参加在边境搜剿金三角一带入境的残匪；我曾为同学和知青朋友的尸体守夜；我也曾因工伤被割断手筋、脚筋；在老山前线采访时，我曾在越军直瞄火器射程内，跳出战壕拍照……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怖感。

　　我妈半身瘫痪已卧床十年了。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她没能给我的爱人讲我小时候的故事。给她平反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来看她的人说：“你妈的嗓子真好。”

　　我给父母的信，我爸爸总是详细地念给我妈听。我妈经常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向客人夸她的安哥。

　　我曾想搏个摄影大奖，献在我妈的床前，但是我屡投屡不中。后来我明白了：搏大奖并不是我的特长。我的使命不在那儿。历史给我们这一代摄影记者的使命是把世事告诉市井小民，不要再让不谙世事的人们受欺凌和愚弄。至于照片漂亮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灵关照世界。哪怕说我是苦中作乐，或是乱中作乐都行，这些都是普通人在普通的世界上过着的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我敢向天发誓：我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我没有向谁说过任何谎话。在西双版纳的七年里 ，有口皆碑，人人都说我老实。我妈曾对王开平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人家要是欺负他，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了，没人敢欺负他。谁要欺负安哥会引起公愤的。”

1992 黑龙江漠河 大兴安岭林场女工

　　那时候，只有人说我实在太容易轻信，没有“阶级警惕性。”

　　女儿大了，让我讲故事。我愣了半天讲不出。我不会撒谎。我只会讲：“从前有座山……”女儿跳出我的怀抱走了，她不要听。哎！我老实得有点蠢。

　　当摄影记者以后，几位领导多次说过：“你的文字水平不错，以后做个多面手。”但是我总觉得文字不太实在。只有摄影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