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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怪圈
我家有很多相本，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家庭照不能登大雅之堂。76年，我崇拜薛子江和黄翔还有陈复礼的风光照片。崇拜蔡俊三的静物摄影。我还曾拜访过九十高龄的蔡老先生，看过他家藏的全部作品，以及香港的《摄影画报》。这些在当时都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风花雪月的东西”，但那时我打下了摄影的基本功。
79年，北京有了个民间的《四月影会》，我们在广州也成立了个《人人影会》。在越秀公园租场子搞展览，我展出的是“风花雪月”和我女儿的照片。
在全国摄影界掀起黄山热的时候，蒋齐生老先生来广东讲学。他对“黄山热”、“风光热”多有微词，我们一些影友集体罢听、退场。后来省影协领导来劝阻，我们才又回到课堂。可是听着听着，我听出味来了。沙飞和吴印咸在抗日战争中的作品，以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作品，我以前没见过，或印象不深。经蒋老一讲，我们品出点味来。
后来在王志平和王苗那里见到卡蒂尔·布列松、马克·吕布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的影集。又看了李晓斌的《上访者》等一系列作品，使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在工作中，我们拍大楼 、桥梁、工厂、学校。后来又拍握手、联欢、开会、剪彩。再后来还拍新人新事、案件现场等等。中国的新闻界一步步开放，我们也拍真的新闻了。
我在为工作拍照片时，总忘不了我当知青时的朋友。我把我的一些照片制成幻灯片给朋友们放。85年，我与三个影友一起在广东画院和广州图书馆租场子、卖票举办幻灯欣赏会。那时候娱乐场所还很少，人们花一块钱买票入场是找乐儿来的。在放我的片子时，我屏气凝神听反映。放我那些风光、民俗照片时，观众中虽有啧啧赞赏声，但也有些小痞蛋儿在低嗓音说：“过——过。”我就赶快过片。可是当我放到后半部作品时，全场响起了阵阵笑声、叫声、口哨声，还有热烈的掌声。我不用再讲解了 ,我也讲不出话来了，我的全身象打摆子一样抖了起来。
1986 广东广州 白天鹅宾馆举办广州首次时装表演，地方党政军干部被请来观摩
从此，我抓到了自己要表现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与我的同代人产生共鸣。侯德健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叫作：“看了以后想笑，笑了以后又想哭。”
百年来，中国在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中苦挣苦熬，这是民族的苦难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命运使我们的思想长期在那好人坏人、姓社姓资、以及恩恩怨怨的怪圈纠缠，太辛苦了。就象是那古老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有了机会，可以跳出这怪圈来看世界。我现在再看我的家庭相簿，越看越有味。世事沧桑，人生冷暖它都有所表现。半个世纪的相片，上千张底片，有朝一日我会办一次家庭照影展。
我再看人也不同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见到一位女同学，她曾是农场的革命造反派的标兵，领导的红人。很早就被保送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学都非常讨厌她。可是一见面，却挺亲切地谈起了很多往事。
以前，歌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背着个胖娃娃”的回娘家的小媳妇是富裕的象征。但我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刚平反的费孝通先生在重去江村考察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时，既看到这是生活好起来的现象，又可看到当地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摄影记者大概需要点社会学的知识，才不至于拿小媳妇回娘家的狼狈相去歌的。
1995 广东广州 西湖路灯光夜市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夜市
不瞒您说：我在农场的最后两年当了业余宣传队的队长。哥哥不是吹牛皮，我当年曾经和现在中国最棒的舞蹈家——杨丽萍同台演出过。那时她还没像现在这样光彩照人，因为她那时只有十五、六岁，是州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也因为那时候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有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大家都是知青。（我知道小痞旦儿们笑什么，我们那儿漂亮才女有的是！）我向他们学了不少舞台上的东西。回城待业的时候，闲来无事，郭小明等朋友从中山大学图书馆悄悄借出了许多傅雷翻译的世界名著给我看。有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很过瘾。反观生活也常常觉得“有戏”。
我把摄影当作看的艺术。不断地训练着自己的眼睛。就像学拉弓射箭的人先要练看靶：把远而小的靶看得近而大。在冷暖人生，大千世界看戏、拍戏，更要有一双好眼睛。
我还有一个故事，当时讲起来怪不好意思，现在想起来，它意味深长。
去云南农场以后，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开始是发高烧四十一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都来看我。有给我拿手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都无济于事。我这样抖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1980 广东开平县的碉楼里的文革遗迹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理。(难怪邓小平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本文写于1987年，发表于1989年1月出版的《摄影》总第二辑内.1999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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