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维维安-麦尔，摄影史的搅局者？

    手持照相机的漫游者（flaneur）

    人类走上走向城市的街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需要，也是自我展现和寻求来自自己与他人这两个方面的认同的需要。在与他人的相遇、擦肩而过中，从对方投来的视线，也从自己投出的视线，人类学会如何了解自身，也学会如何表示自己对于他人的欣赏。在城市街道中的游走，就是让城市与个体相互彰显、赋予个体以生命意义的一种生活实践。而在街头行人视线的穿梭交错中，人类还发展出以照相机审视自身的一种视觉表现形式：街头摄影。

    街头摄影，把行走街头这个人类活动提升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被本雅明作为拱廊街研究内容的巴黎的漫游者（flaneur），因为有了照相机在手，其漫游的性质就起了某种变化。从一个漫步街头的孤独观察者，到赋予这种行为以某种创造性，也许是街头摄影者不同于单纯的“漫游者”的根本之处。人类在街头的行走漫步中，不仅是相互一瞥而已，而且还要通过自己的观看而要为人类留下点什么。手持照相机的人们，向他、她之外的外部世界抛掷自己的视线，而被对象所掷回的视线的落实处则是自己手中的照相机的焦平面。所有结像于位于照相机焦平面上的胶片上的影像，都是观看视线的结晶。对于街头摄影师来说，照相机，就是一种视线的飞去来器。他抛出视线，他也接收视线。

    现代社会，女性得以渐渐地公开走上街头。她们成为了“flaneuse”。如果在汉语单词中定归要体现出此一法语词的阴性，也许就可用“曼游者”来形容。在２０世纪前，传统观念中的“正经”女人并不会在街头过多逗留。妓女会在街头漫游揽客，但“好女人”出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谓“抛头露面”一说，其实就是指她们打破了不得出头、遮掩面孔的人为禁忌。

    女性走上街头，其在街头的存在本身就丰富了街头景观，更不要说以妙曼的步态行走街头了。她们在街头的存在，无论是匿名的，像波德莱尔诗中的黑衣女子，还是像被布勒东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起名为娜佳的浮浪女子，不是被浪漫化就是被神秘化。女人作为城市的化身，往往是以堕落和欲望的变种出现。她们往往只是表现者手中的素材，也鲜有成为表现者本身。她们在街头的行走，虽然以成为景观本身而具有了某种自动生产性，但这种行走与漫游本身，更多地属于一种被动的非生产性行为。然而，摄影的出现，尤其是小型照相机的出现，使得摄影成为了一种也比较适合于女性街头生活的文化实践。相比较而言，女性也许更擅长在街头的行走。摇滚歌手帕蒂史密斯会说“我会漫步街道数小时”。但是，从社会习俗来看，一个女人喜欢闲逛已属不雅，更不要说手里拿着也许被认为是男人才配拿的物件在街头且行且望野眼。社会习俗对于女性的限制，就包括了不能用眼光四处打量的要求。而一旦照相机在手，显然眼光就要四下散开、一副寻找猎物的样子。摄影与打猎这个行为本来就有类似性。这种见猎心喜的心态与姿态，被男权社会习俗想当然地视为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并不拥有这种特权，想要如此也并不受到鼓励。然而，恰恰是街头摄影这种将游走与“望野眼”行为结合一体的行动，也给现代女性带来一种机会。一种将她们所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视觉化为一种丰富了人类的感性与文化的机会。这种实践本身，也增添了有关城市与现代社会的视觉财富。

    对于麦尔女士来说，加入到这个人性舞台上去，也许需要照相机的鼓舞与壮胆。当然，最吸引她的也许就是原本那么精彩的街头舞台本身。行走街头作为一种创作方式与态度，在她也许就是她的日常的一部分。在《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一书中，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写道：“在城市，人因世界由陌生人组成而孤单，而当被陌生人围绕的陌生人，怀着秘密静静行走，想像通过的人的秘密是最奢侈的享受。”可以想像，当麦尔女士手持照相机在街头游走，她带走了多少在她面前通过的人的秘密。她的城市街头生活的照片，不仅仅有关她所不认识的陌生人士们的秘密，而且因为一种照片自身的独特神秘性而成为了有关秘密的秘密。

    据说，走在街头的麦尔女士，她的脖子上老是吊挂着一台罗莱照相机。“只要是她的休息天，她准会在早上出门。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而且不到晚上她不会回来。”她的雇主马兰·贝莱恩德这么回忆道。她的标准行头几乎永远不变。那就是：尺码过大的风衣，既有迎风飘逸感，也可风雨无阻。头戴宽边帽子，既可遮阳保护皮肤，又可展现一派浪漫气质。脚蹬厚实的宽松的大鞋，显然为了经得起走路、而且是长路才这么选择。喜穿男装的作家乔治桑说：“我无法描述我的鞋子多么使我高兴……有了那些装有钢尖端的鞋跟我终于在人行道上健步如飞。我在巴黎来回走动，有如环游世界。我的衣服也是耐风雨的。我在任何天气都能外出，任何时候都能回家，能进任何戏院。”也许像乔治桑一样，麦尔女士的那身行头，考虑的就是一种全天候的拍摄。这既是一种作为室外活动所需要的基本配置，也是一种自我展现。这身行头，也许可以让行人少产生某些联想。但对于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