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德卡：吉普赛人与共产主义的“城堡”

　　但遗憾的是，这次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成功。“我的朋友”不习惯踏着钟点走进工厂，吉普赛女郎在商店里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吃就吃，就是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到196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改造吉普赛人的工作就停止了，被另一项工作取代，那就是对吉普赛人的迁移和遣散。政府准备改造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有各种恶劣生活习惯的古老原始的吉普赛人”，改造方式十分生硬：人口登记、半军事化式的快速集中定点居住、没收私有财产(其实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主要是大篷车之类)、马匹杀掉、传统节日取消……现在改造不成功，政府的迁移和遣散计划也很无情，直接将他们从大城市周围遣送到伯希米亚、摩罗维亚地区的小村镇。这时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地方上在接纳新移民时十分勉强，居民点建设很慢，甚至连厕所和水井都不够用，平均200人才能有一口水井和一个公厕;而在这里，吉普赛人谋生也更为艰难……准确点说，“我的朋友”这时候过得比改造前还惨(连原来的马匹和大篷车都没了)。所有这些，寇大叔在镜头里看得十分清楚，二十分凄楚：不少吉普赛人住在棚屋里，拉家带口，孩子众多，家徒四壁;忧愁的妻子，酗酒的丈夫。你还记得那个抱着婴儿走向简陋公厕的男子吗?你还记得一个男子骄傲地牵着马走过，身边是羡慕的眼光，后边还跟着兴奋的孩子吗?这匹马在吉普赛村落的新闻价值，相当于1980年陕北农民年集上买了一辆进口轿车——这个场景里面，有丰富的社会文本，寇大叔不是在拍民俗!马在《吉普赛人》中几次以突出的形象出现，都有与此类似的意义：它象征着吉普赛人的财富。你还记得一个吉普赛男子失神地看着自己英姿飒爽的列兵照吗?吉普赛孩子背后的墙上，依然写着或贴着捷克语的字母，可能是他们正在学习的或者是以前学习时留下的，显示出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主流社会”的一种不确定联系。确定的联系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警察到村子里来拿小偷，“警察”几乎是整个摄影集里表明政府还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唯一证据，但他们在场景的边缘，让人难忘的是戴铐子的吉普赛青年迷惘的眼……走出村子的路是如此地泥泞，“美好生活”犹如许诺过的共产主义，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可望不可及。

《吉普赛人》内页

　　在整个的1960年代，吉普赛人奔共产主义的事儿，捷克斯洛伐克官方回避谈、民众不好谈，相当敏感，而且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斯洛伐克，1967。摄影：约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lka/Magnum/东方IC)

　　那为什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别看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不到13万平方公里(其中捷克部分约7.9万，斯洛伐克部分约为5万)，“二战”前却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 一，个人平均工业产值位列世界第四，是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并建立了十分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捷克人很骄傲。但到196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工业排名却落到了世界第12位，人均工业产值下滑到世界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很慢。原来捷克人看不上奥地利人，觉得他们生活差，现在反而被奥地利人超越了。1962年，捷克搞起了经济改革，总理希克试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在捷共中央内部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思想、言论自由化的倾向，这种政治开放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称这段时间为“政治自由化”时期。特别好玩儿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话题，不是由政治人物或理论家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文艺界——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克的文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电影界搞“新浪潮”(与法国电影的“新浪潮”无关，是彻彻底底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戏剧界更闹，剧本写得很大胆，有的剧本以很强的政治暗示性轰动一时，比如全部邀请非专业演员、而且全是批评政府的知名文化人演出，这个剧本的结局是这些人最后全都失踪了。最出格的还是作家。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员作家米兰•昆德拉率先发言，以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为题的演讲直接指向官方文艺政策：“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② 会上还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协的信，提出了取消新闻审查，要求给公民出国旅行、特别是出国定居的自由等热点问题，并要求“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笔者一直怀疑，后来寇大叔出版的另一部著名摄影集《流亡》(Exile)与这次讨论有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