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我从来没有停止将镜头对准中国

　　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刘香成讲述本次展览的缘由、他的成长经历，追忆那些经典作品的拍摄故事，也谈摄影，谈摄影书的编辑。

　　记者：怎么想到做《中国梦，三十年》这个展览?有什么契机?

　　刘香成：今年有几年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今年2013是这本书的三十周年;第二，下个月我在瑞士圣莫里茨(St. Moritz)有一个艺术节叫做St. Moritz Art Master，已经举办了5年，我在那里也会做展览，之后在米兰、蒙特卡洛和柏林等欧洲城市展出。这个展览要去欧洲，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站。另外，香港西九龙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美术馆，美术馆董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收藏了我的31幅作品，今年11月还会围绕我的作品做相关的学术研讨会。2008年，我的作品在北京三影堂艺术中心做过展览，但今年的展览的作品是从1976年直到今天，因为从《毛以后的中国》出版三十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停止将镜头对准中国。中华艺术宫是上海美术馆的新址，并且专门为我留了档期，从2周延伸到1个月，从7月25日到8月26日。这样，展览就做出来了。

　　在“后毛泽东时代”，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时装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年轻人。云南思茅，1980|刘香成摄
 

　　记者：上海是中国唯一一站吗?

　　刘香成：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站和唯一一站吧。有时候，展览不宜像切黄瓜一样，一片一片切出来，这是不行的。每个展出空间是不同的。比如中华文化宫，空间这么庞大。做展览要考虑现场的光线，空间的大小、高度，墙体的设计等等，做展览是在一个空间合理地呈现作品，很难照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次展览我们做了三个版本的画册。一本是带中华艺术宫logo的展览图录，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精装版。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都不可能是完整版，照片有删减。但我一直认为，做比不做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完美，但是做还是好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哪怕我对我的图片很熟悉，但是有时候记不清楚这张照片是1981年还是1982年，都要重新确认，图录的编辑是很琐碎的工作。

　　记者：展览题目中的“中国梦”是指什么?

　　刘香成：梦，这是一个很虚幻的表述。人活着一天就有梦。我在香港出生，在福州度过童年，1960年回到香港，1970年去美国读大学。我童年对中国的印象不可磨灭。1968年，文革高潮中，我还回到香港探亲。作为一个摄影人，我很在乎观察一个人的肢体语言、表情，所以1976年，当我在广州看到这些人在追悼毛主席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这几天我发现中国人的肢体语言变了，过去那种看外来人的眼神改变了，他们的那种警惕的东西改变了，肩膀更柔和了，我观察他们走路、打太极，我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了。

　　“尝起来马马虎虎!”年轻男子手拿着在世界各地都象征了可口可乐的具有标志性的玻璃瓶，可口可乐公司刚刚在中国恢复生产这种所谓“现代灵丹妙药”的饮料。故宫，北京，1981|刘香成摄

　　我当时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单子，如果有机会来中国，我一定要报道毛以后的中国。所以这次出差，图片没有什么特殊，当时也去不了北京，只能待在广州。当时我是刚刚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我对媒体的经验也是很有限的，我竟然忘记发稿，也没有及时把自己的胶卷寄回去，很不专业。但这次出访，回到中国，给了我一个大的方向，做事情一定要有具体的方向，这很重要。生活在广州的几天，观察人，我已经感觉到新的时代到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观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