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我从来没有停止将镜头对准中国

　　记者：您现在照片拍得少了吗?工作重心转到编辑图书上面?

　　刘香成：作为兴趣或关注点，都是一样的，对摄影，对编辑、出版。

　　记者：在《中国梦》的图录中，前部分是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您拍的是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我看到那个我未能经历的时代，但是后来“名人肖像”就多起来。

　　刘香成：其实我也拍了六盘水的孩子、矿工，只是大家容易被名人吸引。中国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到个人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个人的声音。郭敬明代表什么，我去拍他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中国转到这个时代。没有人说他是代表单位或组织，他是个人的形象。我一直说，中国像一艘泰坦尼克号，慢慢转向，现在是另一种百花齐放。肖像也不是新的东西，有很长的传统，不是只拍名人，都是个人。

　　记者：联系到《中国梦》这个概念，他们也代表实现了梦的人。

　　刘香成：我也拍了六盘水的矿工，背100斤煤只拿到1元钱，所以也有不成功的人。我看他们做的大锅饭，都是大肥肉，因为他们需要。六盘水的稻谷长不高，因为土薄，还没雨水冲刷。那个地方只有矿，只有烟草，其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图片后面其实有更大框架指导我。用文字叙述中国，有一个narrative，其实图片也有的，但大家谈得少。世界上很难得有一个国家，从一种高度的政治化转到另一种政治化;也很难有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盯这么长时间，还依然有兴趣。这是一个彻底的投资，我的时间、兴趣，把家庭搬来搬去，这是一个personal journey，刘香成的narrative是什么?

　　记者：您的narrative都体现在图录中了吗?这本图录是您自己编的?

　　刘香成：是我自己编的，里面有一篇我和Karen Smith谈摄影的。桑塔格的书里有一句话类似的表述，大概是说，图片是在很多年后，摆在某个位置才有新的意义。今天拍的图片，本人10年后会产生新的阅读，那个瞬间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随着时间变迁，背景变化了，于是有新的阅读。所以，再阅读的时候，要看把这张图片摆在哪里，时间的、空间的。
 

《中国梦，三十年》展览现场

　　有人说我编书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他们提出的问题，桑塔格已有表述。如果出一本书，这本书30张图片就够了，为什么要摆200张，那是没有编辑的。比如我很尊敬的中国摄影师，我去看他的展览，我说7幅就够了，你为什么要摆70幅呢。如果不处理作品之间关系，就只能沦为重复，构图、光线、题材的重复。

　　记者：图片少，观点更清晰。

　　刘香成：中国不重视图片的编辑，很多时候都是重复、重复、重复。为什么我对这个很敏感，很难有一个摄影师被新闻集团派到世界上的重大事件的地方。比如苏联解体，我是摄影师，又是主编。大多数报纸，国际新闻只有一张图片，《纽约时报》、《费加罗报》，我的工作是围绕着24小时，首先东京截稿，接着伦敦、纽约、美国西岸截稿，再回到东京。发稿后，第二天总社就给报告。世界各大报纸，采用哪些通讯社的照片。

　　所以我在看胶片、选片子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竞争意识，去争头版头条，世界上最贵的地皮，《纽约时报》的头版。那么多胶卷，如何看，如何选。这种训练是一般摄影师没有的，我的通讯社的工作性质决定我必须做这个。选的图片要把事情说清楚。我的这种习惯也是来自20年通讯社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成绩是每8个小时出来一个Play report， 每天全世界报纸的采用率报告。这种竞争很透明。美联社给我5个分社，这种看图的训练，经历这种磨练，这不是一般人要经历的。只有通讯社有这样一套训练，职业的。如果为单独的杂志和报纸工作，是不会有这种经历的。

　　二十世纪最后25年，所有重大的新闻，都被我赶上了。别人看到的只是运气的问题，不知道背后的经验和体验。

　　记者：您认为新闻摄影记者的职能如何发展、变化?

　　刘香成：商业模式已经改变了，现在通讯社都是请本地人，不是说外派的就一定好，但是允许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来拍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是最后一代。

　　关于刘香成：

　　刘香成，1978年由《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派驻北京，1980年加入美联社。1983年，出版作品集《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企鹅)，其中文版《中国：1976—1983》(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于2009年出版。2008年，主编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Taschen)，其中展示了88位中国顶尖摄影师眼中的中国。2010年，与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合著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Shanghai: a History in Photographs 1842 to Today，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企鹅，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