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我从来没有停止将镜头对准中国

　　记者：您怎么认识摄影?

　　刘香成：有人说，摄影不就是拿着相机上场吗，相机不就是一个玻璃吗，一个快门，机械装置。但是，把相机对准谁、什么时候按下快门，一系列的选择，是我们谈得不够的地方。做任何(类型)摄影都离不开对人的思考和理解。我的兴趣是人。

　　每个媒介都有独特性，快门是水墨画里没有的。要不断反思摄影的独特性。1974年，我大学选修课的老师，美国《生活》杂志的Gjon Mili，他拍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家，他让我要明白摄影的独特性，不要跟画家竞争，这不是说摄影里面没有艺术性，而是两者是不同的。画布可以抹掉重新画，但摄影，人不在现场，瞬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做文字也是，即使不在场，可以通过查找资料，采访见证人，重构表述。

《中国梦，三十年》展览现场

　　我拍的那张戈尔巴乔夫，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机会，什么时候用这个机会?第二，如果我用一个快的快门，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招待会照片，他是因为宣读发言稿而宣布了苏联的解体。我用1/30秒，要拍纸(演讲稿最后一页——编者注)的动，如果人动的，虚掉了，整张照片都废了。

　　所以一个摄影人与一个画家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大革命从1917年开始，到1992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我一定要拍到这个。什么时候拍，怎么拍，这是一系列的决定，这个决定去问曾梵志，蔡国强，他们不考虑这些。我们谈摄影，要谈摄影的独特性在哪里。不能拿着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就推翻了一切。

　　记者：您知道，记者是玛格南在中国的独家代理，玛格南的几位摄影师也拍摄了中国，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您觉得，您的作品与他们的有何不同?

　　刘香成：在我的展览中，你会看到中国人的感情。布列松的照片中，他是看不到的，也抓不到的，那些invisible的东西，不可解释。他有法国人的人文情怀，是从法国的观点。美国《生活》杂志约法国的摄影师，他们会说法国人的照片很有魅力，very charming，从来不会说中国人的图片charming，因为我们没有charm。

　　我是在中国长大，受英式(香港)和美式的教育，夏天我经常跑去欧洲，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看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参考、很多的镜子，在这当中去找，会产生一个化学的反应。对我来说，我的化学反应里面，我是带着我的sensibility，他不是感情，可能是一种情感的领会，比如如何阅读中国人的肢体语言，这里面想说什么。认识是思考的表现。

　　布列松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中，他说，从事摄影五十年，值得看三秒、五秒的照片，一生不过三五十张，就是说一年难以拍出一张耐看的照片。我觉得这不是谦虚，因为要得到这样一张图片是很不容易的。他提出的决定性的瞬间，是思想、心和按快门的手的结合。我的图片饱含的中国的sensibility，除了思想，就是how I feel，我的sensibility。这不是布列松的sensibility，because we are different。

《中国梦，三十年》展览现场

　　我30岁生日时，马克吕布在北京给我过生日。马克家在里昂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搞纺织的，布列松也是，生活优越，他们带着一种法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他们有一种情怀，要带着相机去看世界。Henri Latigue也是很有趣，我很喜欢，他的照片也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拍不出来的，这就是sensibility。如果你不去欧洲泡一泡，不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再回到亚洲、中国，你说会不会有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思想的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