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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郭力昕:对于新锐,少些限制多些鼓励
文/郑丽君(《中国摄影报》记者)
(郭力昕,台湾媒体评论家、学者,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曾任台湾《人间》杂志图片主编,台湾《中时晚报》媒体/摄影评论专栏作者;著作包括《电视批评与媒体观察》、《新频道:电视·传播·大众文化》、《书写摄影:相片的文本与文化》等。)
艺术的基本精神是要具有某种颠覆性
郑:对于《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对于“新锐”这个核心词汇,首届评选前后,我们曾邀请一些摄影理论家、评论家,就其内涵的界定、特点及其所需要的环境、土壤等展开讨论。对于这些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郭:这应该是纯粹很个人、很主观的看法,没有人可以权威地给“新锐”下定义。从个人角度来说,新锐拆开来,“新”应该指有一定的成绩、价值被认可,是后起之秀;“锐”则不仅是说年轻,还要能提出对既有的摄影不同的甚至颠覆性的精神和内涵,要锐利。当然,这是很理想的定义,我们总是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是说后浪要打倒前浪,而是说要在前浪的基础上继续向前,不是重复既有的,而是要有新想法,在摄影艺术的发展上展示革命性。
郑:是不是可以说,相对于题材,“新锐”更应该体现在观念和手法上?
郭:对,艺术的基本精神是要具有某种颠覆性,即使在某个小的角度上,摄影艺术同样如此。新锐精神就是要开创新的观念、手法,不仅仅对于摄影,甚至对整个平面艺术产生颠覆性影响。
郑:对于首届评出的一些新闻、纪实类型的获奖作品,有人认为不够新锐,你觉得关于新锐的评选是否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这种所谓的类别划分,而应该像你说的那样注重观念和手法的实验性?
郭:新闻、纪实的摄影作品也可以新、可以锐,如“新纪实”,它在西方已经由来已久,国内也方兴未艾。新纪实同样来自现实,是观照、评论、隐喻现实,以超现实的角度来观照思考,而不是纯粹的摄影美学形式的探索。新纪实的手法可以多种多样,空间很大,但各种手法还是可以与现实连接,用影像话语显示其社会性、政治性。
我比较关注政治性,当然所谓的政治性并非仅指政治题材,任何题材都可以提出广义的政治观点。作为新锐,从题材到手法,提出一个新东西就可以。所以不必去刻意地分类,但如果进行分类也没问题,给予每个类型以新的生命就好,比如新闻摄影需要提出一些颠覆性的想法。
艺术需要充分的民主
郑:现在很多优秀的或者说有潜力的年轻摄影师并不认可所谓的摄影主流或艺术主流,所以有评论家认为,这需要大环境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和吸引。
郭:这点我同意。新生代有很多见识、经验,如果按照既有的、主流的、已经发展成熟的艺术走向来要求、规束他们,不合适。从“艺术就是要不断颠覆既有成绩”的意义上说,给他们最大的空间,鼓励他们最宽广地创作是最好的。健康的艺术生态不应该有限制、规范的框架。艺术就是要把框架拿掉。
当然,累积的成绩要认可,要在这些经验基础上进行思考,不是乱来。年轻一些的摄影艺术家总会想走一些很奇特的路,两岸的年轻摄影师都有表现个人化心情或私密化情绪的倾向,这也无妨。我们这一代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影响,有更强一些的使命意识,注重文以载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色,也是限制。对于不少年轻摄影师的个人化、虚无感,我们有时会看不惯,但我们要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而这不应该成为对下一代的限制。这很重要。相信很多年轻摄影师的摸索、虚无感会过去,他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一定与上一辈相同,但相信他们会找到艺术上可以努力的方向,找到一种救赎的方式。
这些方向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新科技的时代,后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等已经不会成为太大的,至少不是直接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有自己的感情结构、人际关系。对于他们的一些议题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也做不来,那倒不如抱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欣赏,少些限制多些鼓励,给他们创造机会、平台,让他们尽量在舞台上表演,这就好了。
郑:这是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涉及老一辈如何看待下一辈对自己的颠覆。
郭:是。传承需要充分欣赏。新生代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可能不成熟,但宁可相信他们会成熟,而不是急于将他们限制在自己的美学经验之内。我们都有限制,要自觉这个限制。
郑:现在很多评选都是由相对资深的评论家、理论家或者创作者来担任评委,他们事实上掌握着话语权。
郭:这是个问题,所以更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能更开阔地看待。当然不是漫无标准,深刻和浅薄还是会有所判断的。只是面对不习惯的手法不要急于排斥,而要去深入了解,多理解。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要尽量提醒自己有限制。在不放弃自己某些判断的基础上,充分看到他们新的尝试,相互学习和欣赏,如此才可以保持艺术的活力,跟得上时代变化的脚步。
郑:就是说,这需要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老一辈要放开心态,年轻一辈也要虚心去接受教导,继而传承交流。
郭:是的。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最好,但我担心华人文化明显的辈分意识——老一辈习惯于一定得有一个权威,习惯自上而下的指导,这无疑会给彼此的交流制造障碍。平行地相互学习、欣赏很重要,艺术需要充分的民主,进而有利于促进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良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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