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历史不过是有关“真实”的一种幻觉

　　三

　　更大的焦虑在于，当影像进入传播层面以后，其证言身份极易因为各种原因和企图而丧失消亡。我们看到，那些历史影像在其存留使用过程中，各种干扰性的解释和想象，各种权力的操控者，掌握这帧影像话语权力的人对它的蓄意利用，某一利益集团别有用心的曲解，都会使此影像指认现实的固有信息被消化殆尽。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还会执拗地相信那些记录性的影像就是一种不容质疑的佐证吗?执法、痕检部门采集的影像被毫无质疑地看作是佐证：指纹、影像、技侦人员、法医、鉴定书。原因不在于这些影像“就是真实的”—执法部门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影像肯定就是有关真相的呈现?司法舞弊和腐败我们这些年来还见得少吗?人们以此类影像证言作为执法依据，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掌握大权的执法部门。但是，影像的信任度即使在这个部位，依然充满了焦虑和可疑。它亦真亦幻，似实若虚。中间的地带，端看这解说者是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回到权力的层面，影像的意涵内容便与影像的生成一端失去了必然的关联。

　　我们的摄影教育，摄影器材技术层面的保障，摄影道德自律、良知等因素，都在影像进入传播阶段之后，失去了它的证明意义。它们被抛开和忽略。权力阐释者从没有这种焦虑。影像生成以至事实本身到底如何，并不是权力阐释者关注的内容。在他们看来，它只是一个影像的生产阶段。摄影师在他们的眼里就像一个廉价的工人那样生产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影像产品，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过程。影像的意义并不是影像固有的，或者说从对象世界当中带来的，意义是阐释者在传播一端根据自己的需要灌注和赋予的。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一张影像产品一旦形成，便失去了它的来源。它只是权力话语者在传播阶段言说的一个支点，一个可资利用和发挥的出发点。权力阐释者当然会巧妙地利用影像与事实关联这一天然属性，然后找到一个与自己的利益谋求相一致的角度进行别有用心但行之有效的阐释。影像在此是不可能被尊重的。权力阐释者从不尊重一幅影像与现实之间存有什么样的真实关系。只有摄影家和摄影的伦理学以及文化学者才会在这一点上十分执着和强调，并将它看作是影像最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所以，从传播一端和图像在媒介当中的意义表述来说，摄影家只是一些傀儡。摄影家提供的影像仅仅在为传播一端的权力拥有者和传播实施者提供资源和借口。他并不提供影像的意义。尽管这些纪实的或者是新闻摄影家们殚精竭虑费尽千辛万苦采集而来的照片，都指向现实中的事件或者某一具体事物，都怀有纯粹且良好的用意，但在进入传播阶段的一刹那，这张照片便不再与他有关，同时也割断了与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它成为一帧空洞虚无的影像。仿佛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端坐一室，等待别人将她打扮起来，以各种动机和利益，考量再三，然后将她转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