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历史不过是有关“真实”的一种幻觉

　　此时它才获得“意义”。当更大的利益集团有着别样的想法和欲望而要求改变这一影像指认的现实事物时，摄影家的陈述会被无情地中止，而由利益集团指定他的代言人来通过这一影像陈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影像的意涵因此完全被改变了。一帧可以被任意改变内涵的影像具有“见证性”吗?“见证”只是一个标榜的姿态，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良好资源。但见证了什么却是可以被改变的。此时，影像，这些纪实性的、被我们奉为历史证言式的记录性影像不再是一个饱满的、封闭的、有关客观事实的固化物。它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容器。无数的影像排着长长的队伍，仿佛车间排列齐整的瓶子一样，等待着被传播一端的利益操纵者依据自己的利益诉求，灌装进各种各样的内容，然后进入大众市场，到达成千上万的人们面前。它是什么?它为何成为这个样子?它有何用?至此方可明确地呈示在众人面前。如此，你也就会看到，以不同的解释，以不同的尺度呈现不同意义的同一张照片会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传达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讯息。沿途打量百余年来影像传播的历史，这种风景我们见得还少吗?

　　四

　　这种现实，恐怕是影像存在的最要紧的现实。这有点儿残酷，这也有点儿显现出摄影师在影像的生产一端是多么的无力和幼稚。他关注影像与现实的对应性关系，执着于影像到达现实的深度。他确实是在现场。他看到并通过一种较少介入个人力量的器具，记录下这个事实的高峰状态(我们称之为决定性瞬间)，甚至全过程(系列图片、图片故事或者干脆就是动态的纪录片)这种执着和人格是高贵的。他的这种高贵可以获得摄影研究者的敬仰，摄影史的记载，道德家的夸耀，甚至被当作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比如我们就是这样看待卡帕或者纳赫特威的。他还可以拥有图片的版权并因此获得一点小小的收入，甚至可以将此微薄的资产传之后人荫及子孙。这些都可以。他也可以由好事者站出来解说当初这些图片所产生的时刻及那些事件的惊心动魄之处。都可以。但这一切都仅仅局限于不影响到传播一端资本操控者和权力阐释者更大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