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总被无情恼：农耕时代见证者阮义忠

　　郭先生批评的一个着力点，在于阮义忠避重就轻，以最容易捕捉到的老人和孩子作为拍摄对象，用泛滥的温情掩盖了社会转型时期台湾农村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这批评，听着依稀有些耳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热血青年们大多投身于左翼文学，将社会责任与政治倾向放在第一位，让文字成为匕首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面，从而推动影响着时局的发展。而京派文学则刻意保持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他们一度被批评为与时代脱节的温情派。但是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看左翼文学，会发现时代的隔阂带来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反而是京派文学，至今读起来依然隽永清新，直指人心,其艺术价值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阮义忠 《人与土地》之一

　　从这桩陈年公案可以看出，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美学规律，不能道德先行。摄影师有权利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对话这个世界，尖锐、多情、平和、冷面……百花齐放，才有生机勃勃的的摄影生态圈。借用阮义忠好友陈传兴的一句话——艺术不是要做有“立即效应”的事，而是要做能产生“后遗效应”的事。我们可以批评阮义忠不是称职的报道摄影师，但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令人尊重的人文摄影师。

阮义忠 《人与土地》之一

　　郭先生说，“那些相应的照片，依然是许多极其勉强、造作、按文索图的、或仍只是视觉趣味而无关宏旨的影像。”，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再商榷，个性化的视觉趣味是每位摄影师都难以避免的，有人喜欢张力十足的“决定性瞬间”，有人喜欢视觉中心点分散的无表情构图，有人喜欢黄金分割带来的平衡感，也有就爱失衡无序和粗颗粒，视觉趣味实际上是一种摄影语言，它代表了摄影师“如何来说”，绝非无关宏旨。阮义忠是一位对于美和善特别敏感的艺术家，他欣赏优雅、美好、尊严与淳朴的人际关系，所以他的构图、光影和暗房操作必然围绕着这样的主旨展开。一组作品中存在风格的类似我觉得可以宽容。有些摄影师几十年如一日的抄袭重复自己，那就另当别论。

阮义忠 《人与土地》之一

　　至于勉强与造作，这一点不了解当事人的拍摄动机，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时间的痕迹，却是任何摄影师也造作不来的。就好比当今的摄影爱好者对着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拿PS分分钟就COPY出来。有这个可能吗？你根本没有办法复原那种传统中国的气息。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你打小就没经历过那种生活模式，山山水水也都变了，更别论，张大千那样的模特你找得出来吗？阮义忠的作品也有这个问题，现在你模仿阮义忠的图式去拍台湾农村，能复原《人与土地》的气质吗？阮义忠恰逢其时，捕捉到农耕时代最后的灵光，他的拍摄对象，如今看起来如此淳朴可亲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