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总被无情恼：农耕时代见证者阮义忠

Q：80年代末期，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陆续引进到大陆，给大陆摄影界带来了轰动，影响了一大波的摄影青年。这样的局面，你在写作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吧？

A: 我写那几本书，只是希望跟人家分享而已。既然我吸收了世界上那么多摄影资讯，我就从我的角度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先是写成文章在报纸连载，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雄师美术》是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得卖，虽然只是少数几个特别的书店，可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已经开始读到，等到出书之后，影响就更大了。我没来大陆之前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等到我来了，他们给我版税，说“不好意思我们先盗版你的书”，我说“欢迎盗版”。

阮义忠 《人与土地》之一

Q:当时你一直在拍台湾本土的故事，为什么会想到去看国外的摄影作品？

A: 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一听音乐就听全世界的音乐，我被民族音乐感动，所以不同民族的音乐我都要听，我有两万多张黑胶。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更想要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摄影师在做什么，所以我大量吸收了国外的不同地区的摄影资讯，订阅杂志，买影集。我是没有兴趣则已，一有兴趣就要深入接触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摄影的了解是跟世界潮流同步的。

Q: 那个时候，两岸关系已经逐渐破冰，所以你对大陆这边的摄影资讯有所了解吗？

A: 完全没有，我从来跟台湾的摄影圈或者是大陆摄影圈没有介入过，我几乎是单独行进的人，永远在做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不去参加别人的活动，我没有加入过任何摄影团体，在台湾是这样，在大陆也是如此。到 1993 年我编《摄影家》杂志第 10 期〈中国专辑〉，因为组稿的关系，我才认识了一些大陆的摄影人。

阮义忠 《人与土地》之一

Q:那正是你在摄影创作上井喷的年代，你居然会游离在台北的摄影圈之外？因为当时你已经放眼国际，眼界更高了？

A: 当时我全力以赴做事情，没有时间应酬，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台北的文化圈怎么发展，因为文化圈永远在都市，所谓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我也不必跟国外比，我做事自己有一个标准，我知道什么是好，因为我会用生命最大的热情去做一件事情。